徐悲鸿之所以将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其原因深刻而多重，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这件国宝的重归国门，对于徐悲鸿先生来说，意义非凡，这不仅仅是肩头沉甸甸的一份责任，更是至高无上、令人心潮澎湃的一份荣耀！华夏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在那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由于频繁爆发的战乱以及外敌肆无忌惮地入侵，无数珍贵无比的文物如同被狂风席卷的花瓣一般，纷纷流失海外。遥想当年盛唐时期，人物画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一片繁荣昌盛之景。可谁能料到，时过境迁，到了近现代，国内流传于世的人物画杰作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那位被誉为“画圣”的吴道子曾经在众多寺院中挥毫泼墨，留下了多达三百幅精美绝伦的壁画作品。但时至今日，这些壁画中的绝大部分都已消逝于岁月的尘埃之中，仅仅只剩下位于河北曲阳县北岳庙的那一壁画作仍顽强地留存世间。至于吴道子的传世名作《天王送子图》，则早已经远渡重洋，流落到了日本。就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之下，徐悲鸿先生凭借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与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八十七神仙卷》从遥远的海外赎回，并使其重新踏上了归国之路。毫无疑问，徐悲鸿先生此举堪称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伟大拯救行动。他曾经满怀深情地慨叹道：“此国宝得以复还国主，实乃我此生最大的慰藉啊！”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待到国家局势稳定、四海升平之时，定要将这幅画卷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使之成为天下人共同拥有、欣赏的无价之宝。徐悲鸿先生这份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使得他将这幅画视作比自己生命还要宝贵的存在。

其次，徐悲鸿先生对于那幅《八十七神仙卷》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可谓是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在画跋之中，他不吝笔墨地盛赞此画里的人物形象：“观之令人深感其雍容华贵、曼妙多姿，且各个人物之间的比例恰到好处、相得益彰，而他们的动作更是变幻万千、灵动自然，毫无生硬之感。”甚至，徐悲鸿还将这幅画作与古希腊著名雕塑家菲狄亚斯的杰作相互媲美，断言二者皆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般闪耀夺目、光辉灿烂。在徐悲鸿眼中，这幅《八十七神仙卷》于整个世界美术发展历程当中都占据着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仅堪称是中国画人物画领域登峰造极之作，更无疑是全世界艺术宝库之中一颗耀眼夺目的稀世珍宝。正是源于徐悲鸿内心深处那份对艺术的狂热挚爱以及不懈追求，才使得他将这幅画视作自己生命当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终，这幅神秘而珍贵的画卷得以被世人所发现并珍藏起来，这一重大事件无疑更进一步巩固了吴道子在中国甚至全球绘画历史长河中的无上尊崇地位。

徐悲鸿先生对于吴道子于中国画坛的地位并未予以冗长繁琐的评说，毕竟那早已深入人心且广为传颂的“百代画圣”之美誉已然足以道尽一切。然而，徐悲鸿先生更为关注的则是将吴道子的杰作放置到整个世界美术史的宏大框架之中去加以审视和评判。在他眼中，吴道子笔下那些栩栩如生、气势磅礴的画作完全可与古希腊时期精美绝伦、撼人心灵的雕塑作品相提并论，二者皆蕴含着一种能够直击人们灵魂深处、令人叹为观止的强大力量。

徐悲鸿坚信，吴道子在中国美术发展历程里所处的关键位置，恰如菲狄亚斯在古希腊艺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席位一般无二。尽管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致使他们二人的诸多作品遗憾地未能完整保存至今，但他们所取得的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却如同永不磨灭的星辰般熠熠生辉，永恒闪耀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之中。正因如此，徐悲鸿先生对于有幸能拥有吴道子的这幅珍稀画卷深感万幸至极，甚至将其视作比自身性命还要宝贵万分之物。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幅被誉为“生命之卷”的绝世珍品仅仅陪伴着徐悲鸿度过了短短四年多的时光，就不幸地遭遇了失窃这一悲惨的命运。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难时刻，徐悲鸿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决定通过自己的画作来筹集资金，以全力支持艰苦卓绝的抗战事业。于是，他携带着无比珍贵的《八十七神仙卷》踏上了一段充满艰险的旅程——先经由香港前往新加坡举办画展。

在新加坡停留期间，徐悲鸿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画展，更有幸应印度著名诗哲泰戈尔先生的诚挚邀请，远赴印度进行讲学交流，并继续举办画展活动，将中华艺术的魅力传播到异国他乡。正当一切看似顺利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打破了平静。

1941 年 12 月 7 日，穷凶极恶的日军悍然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直接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紧接着，新加坡也未能幸免，遭受了日军猛烈的进攻。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徐悲鸿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之中仓促逃离新加坡。他历经千辛万苦，穿越缅甸，一路奔波逃亡，最终于 1942 年初，几经辗转抵达了相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