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孔子先祖是贵族，已经太过久远）出身，为国君看重，担任要职，已属不易。除了俸禄官职，他想要的更多。站在旧时代的桥头，他想维护周王朝的礼教、周天子的权威。可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崭露头角，粉墨登场，跃跃欲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下渐分。王室式微，诸侯国纷纷称霸，急着宣扬国力兴盛，召集小弟，结盟抱团。随着天子的形同虚设，与之相应的制度瓦解。旧时代的桥已残破不堪，随时断裂倒塌。

以卿大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风头慢慢盖过诸侯国君，他们在天子分封的领地内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他们代行君权，与诸侯国会盟歃血，他们富可敌国，封邑财富超过公室。

作为周天子派出机构的诸侯国，国君的影响力随着天子权益的萎缩，日益变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距离取代齐侯一步之遥的齐国田氏，都是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们摧毁石桥，搭建现代化的钢索斜拉桥，在新的天地大展鸿图，一展长才。

把孔子归为奴隶主制度的拥抱者守旧派，不如说他是失意者更确切。

在新旧生产关系的交替中，难免有利益的增损。被废弃的旧石桥下，一定埋葬着不愿离去的骷髅。新的钢制桥上站着的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变革，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从前的既得利益者，被轰隆隆的时代机器震慑住，来不及跟上他们的步伐，便被碾碎淘汰。

孔子的失意，并非完全来自他的利益受损。准确的说，他算不上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既非王室贵胄（虽然追溯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他的父亲只是陬邑大夫，已非贵戚要员。），也非诸侯国君的裙带。他之所以担任司寇，乃是时代的因缘际会，有相当大的机遇运气成份。

他之所以为旧时代呐喊，是出于替他所代表的没落的奴隶主阶层发声。周礼强盛的时代，他所在阶层的利益也受到影响。但是他仍眷恋那个礼乐兴盛的年代，尤其生在鲁国，他备感自豪。

鲁国是西周分封的众多诸侯国的姬姓“宗邦”，被周王室指定为可以尊享周礼的唯一诸侯国，“周礼尽在鲁矣”就是明证。

所以，面对周礼的没落，孔子想从鲁国开始复兴，可谓是“擒贼先擒王”。虽然他的思想不乏保守反动，有与历史进步对立的一面，毕竟，他要维护的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难得的是，他并未完全与平民百姓对立。

“礼”和“仁”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治理国家。同时，他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在现在看来仍具进步意义的为人处事准则。

从这个意义来看，他是企图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搭建一座桥。统治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把对被统治者控制的绳索放松一点，让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变得容易些，不致于被逼得无立锥之地。

他的出发点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的萌芽，想要替被胶袋封嘴的平民争取一个实施仁德，轻徭薄赋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

他的思想体系是他对社会、政治、个人修养怀抱的全部理想。放眼那个时代，他无疑是位孤独的行者。多方奔走，四处呼朋引伴，应者寥寥。他招徒讲学，宣扬他的理念，为此，不惜四处漂泊，游走各诸侯国。他的目的，是竭尽全力也要践行他的理想。

他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者，闭门造车，无人问津就怨天尤人。而是积极采取行动，不断实践，受挫后又爬起来继续前行，永不言弃。他是怀揣理想却只停留于幻想动不动自我挫败半途而废的你我的榜样——尽管前路暗淡，孤寂冷清，仍然选择不放弃，一直在路上。

思及此，平日里对儒家思想没落反动保守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我们不能用美国总统的标准要求秦始皇，就像不能用现代文明要求孔子一样。穿越到距今两千多年他所处的时代，我们能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的被理想鼓舞，胸中始终有一把火自我激励吗？

在其位谋其事，不在其位则埋头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无论如何，总要拼尽全力执着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画地自限自怨自艾，我们做得到吗？答案——我想许多人都会摇头。

所以，七十岁的孔子累了，实在不能苛责。他已经失败太多太久，身心疲倦，偏偏这个时候，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他。此时的他，心头涌上日薄西山的悲凉，难免顾影自怜。

季孙斯给了他任司寇摄相事的重大机遇，可惜只有短短三年时间，二人就反目成仇；季孙斯的儿子季孙肥再次将孔子迎回鲁国，这一次，他们翻脸比上一次更迅速。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想要将政治理想付诸现实，机会越来越渺茫。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孔子才会几近绝望，停笔不前。

今天再读《论语》，“听其言，观其行”仍然让我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