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休养生息”也不是某任皇帝突然大发慈悲，不想割百姓的韭菜，而是不得不如此。要么是开国皇帝，江山初据，百业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府库空虚，人心涣散，为了收拾人心，只能惺惺作态，带头勤俭。要么就是家财被消耗，已无财可败，再不节俭就没有活路了。

比如汉宣帝之所以成为一代贤君，其在位期间被称为“孝宣中兴”，不正是因为大汉国库已被穷兵黩武的汉武帝败得所剩无几，国家奄奄一息？难道他不想四处征伐做个耀武扬威的皇帝，吃喝玩乐不顾百姓死活？

“文景之治”的孝文帝的夫人穿的衣服都不敢曳地招摇，节省这点布料不就是为了昭告天下人，皇帝务实勤勉，一心为民，借此笼络人心？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汉王朝初建本就积累不多，平定吕氏之乱匆忙接手的孝文帝亟需平复人心，增强自己薄弱的统治基础，这才不得不谦卑节俭。

若是太平盛世，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哪个不变着法子的收割百姓？国库与私人钱袋的此消彼长由来已久，有几个统治者想过“双赢”？大都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鼠目寸光者。

所以，季孙肥的立场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无可厚非。

当然，大圣人反对苛政重税，他站的是平民百姓的立场，更加值得钦佩嘉许。只是，仅凭他一人面对强势的政要，企图对抗社会潮流，无异于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从“井田制”到“初税亩”、“作丘田”、“用田赋”，表面上看是针对平民百姓日益沉重的税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税收变得越来越简化，降低了政府征收的成本，贵族们囤积私产的财税漏洞不复，中央政权得到加强，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来的征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稍微动一动就会引起各方关注。如今化繁为简，统一为征粮，只要把税率上调几个点，政府的收入就变得非常可观。

毫无疑问，方便的同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统治阶级。

因为方便易操作，剥削压榨变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面对这样的诱惑，统治阶级的贪婪暴露无遗。相应的，平民阶层的反对声被淹没，几无声息。

直到贫富差距被拉到超过社会承受的极限，底层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矛盾总爆发，以暴风骤雨的方式终结，江山易主，进入下一个王朝的轮回。

孔子已非懵懂少年，游历诸侯的他，应该早已看清楚，凭他的一己之力无法挽回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趋势。他只能略尽人事，在其位言其事。

所以，当鲁哀公让他去跟季孙肥商量是否对齐用兵时，他已经知道结果。这一次，他没有去找季孙氏，因为比之税制新举，季孙肥对挑衅齐国绝无半点兴致，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这是孔子归国的第四年。这四年，他专注教育文献工作，在政事上只是个提供咨询的顾问，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即便如此，这四年过得并不如意。

就在季孙肥大力推动“用田赋”的这一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享年五十。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凄凉悲切，孔鲤还是孔子十九岁成婚后唯一的儿子，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

第二年，孔子年值古稀，他笑谈自己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很快，命运便再次考验他。他最挚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病逝，不满四十岁。颜回的死，除了悲痛欲绝，孔子还有满满的愧疚。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颜回一直相伴左右，陪同孔子历遍困厄，吃尽苦头。当然，十几年的漂泊生涯，也有不小的收获。

行万里路，看到不少古籍，听到不少奇闻逸事，对于授业讲课者而言，这些都是难得的教学材料。除了讲学授课，颜回还负责对这些辛苦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档。除了刻写编辑，有些牵涉真实性的内容还要反复较证，相互参照，去伪存真。这样算下来，颜回的工作量十分繁重。

脑力大量消耗，难免大伤元气，接着是身体每况愈下，日渐羸弱便无可避免。

导致颜回英年早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出现，给了他孱弱的身体最后一击。由于书籍跌落水中，寒冬腊月，颜回奋不顾身的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书虽获救，颜回的身体却感染风寒，一病不起。

本已支离破碎的身体不堪重负，很快便油尽灯枯。

颜回离世后，孔子猛然意识到，昔日追随自己的弟子已经所剩无几。要么如颜回，要么去往他国谋前程，要么忙于他事，聚少离多。

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突然大感悲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就在孔子跟鲁哀公提出发兵征讨齐国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一件奇事。

贵族们在位于鲁国西部的大野泽狩猎，叔孙氏的御车者鉏商捕获一只麒麟。孔子听闻，长叹一声，感慨道：“吾道穷矣。”从这天起，孔子停下修订的《春秋》，意志消沉。

麒麟为何与圣人道穷有关联，大约还得从麒麟的喻意说起。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