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鲍牧听从齐悼公的建议，准备去往位于齐国郊外的潞地呆上一段时间，顺便观察是否有人背后议论他的是非，再决定去留。他把一半的身家财物带上，准备出门。

刚一出门，便有侍卫窜出，扣下他的财物，只留下三分之一随身。走到半途，忽然出现劫匪，留给他两辆车子，其余财物则被洗劫一空。他连连感叹时运不济，终于到达潞地。齐悼公派来的杀手早已等候多时，他们将他捆住，就地处决，抛尸荒野。

就这样，一名出身豪门世族的大夫不明不白的死去。

追根溯源，鲍牧要对自己的死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上一次被田乞设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拿来当幌子，鲍牧不高兴实乃人之常情。怎么说他也是齐国的传统贵族，竟被外族田氏利用，无论是面子或是里子，都不能容忍。

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身处刀光剑影的名利场，再恨，只要对方比自己位高权重，也要打落牙齿和血吞；再爱，也不能掏心掏肺毫无防备，要为自己保留几分。人心隔肚皮，那些在饭桌上被陷害的都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

所以，看清形势，采取务实的态度才是明智之举。

如果齐悼公没有被扶立为齐国国君，在齐景公死后他逃亡鲁国期间，他不过是只惶惶不安的丧家之犬。若是寄居国将他奉为上宾，他还能衣食无忧，有个一官半职。若是对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是个潦倒的破落户。

偏偏命运眷顾他，时来运转，他当上国君。千军万马，朝野上下，唯他命是从。今非昔比，翻天覆地。

鲍牧的脑子没转过来，仍把齐悼公当作他看上眼就立，看不上便能废黜的群公子，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

布衣出身者，一旦升至金字塔尖，通常会邀请昔日草根阶层的朋友来朝为官。一为知根知底，对对方信任有加，二来是要几个心腹亲信服侍左右，公私两便。

联明人通常会婉言谢绝，退避三舍。或许有人的确淡泊名利，但是更有可能是——他们太了解人性了。

从前大家都饥不择食，亲如手足，不分你我。现在不一样了，地位悬殊，有君臣尊卑之分。若是沿袭原来的相处模式，皇帝必然反感，似乎对方的存在就是一心一意的提醒自己，从前有多么落魄狼狈。于是乎，伴君如伴虎威力大发，轻者免官，重则下狱囚禁，甚至家人也被祸及。

权力名位令人膨胀，心胸不因地位的升高相应的开阔，反而愈加狭隘窄小。生杀大权在手，一言不和，要杀要剐。

身在低位环境艰难，处处受人排挤，有满腔的怨气，为何不发泄？已经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一言九鼎，事事得意，为什么还有诸多不满？

跟不满无关，跟地位有关。卑微贫贱时无处宣泄，也不敢发泄，处于食物链底层，一旦发作，马上就被报复打击。

手握生杀大权，仆役成群，指哪打哪，一句不中听的话就能成为对方人头落地的理由，这感觉如此舒爽，谁不向往？这就是这片土地人人都有皇帝梦的原因——无须压抑心中的魔鬼，看谁不顺眼立马让他消失。

如果皇帝的权力受制衡约束，相信许多人一定会丢弃这个梦。正如民主国家的总统首相，并非人人向往。首富、科技新贵、商业巨子，倒是人人艳羡。在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财富是受保护的，与财富相应的尊严自由，显然比处处受掣肘的总统的吸引力更大。

鲍牧被杀，齐悼公胸中的怨气一扫而空，笑得最开怀的当属田乞。放眼朝堂，能与田氏抗衡的大族已经不多，鲍氏之所以存活至今，乃是因为从前的好几次驱逐政敌，都跟田氏同一阵营。算起来，两家也算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不到最后关头，还有利用价值，没必要翻脸。

当然，齐悼公执意要杀，田乞也无所谓。对他没什么坏影响，他也乐见其成。

令人惋惜的是，从此鲍氏在齐国彻底衰败。

鲍姓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历城。夏禹裔孙敬叔曾任齐国大夫，被封于鲍，其子叔牙以封邑为氏，称鲍叔牙。

鲍叔牙为世人所知，缘于是与管仲的友谊。少时他与管仲友善，管仲家贫如洗，上有母老，家徒四壁，难以为继。叔牙时常给以资助，扶助其家，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后世称为“管鲍之交”，引为美谈。

齐襄公乱政时，二人都在朝中任职。为了分摊风险，两人决意分开——管仲随公子纠逃往鲁国，叔牙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

齐襄公被杀后，公子小白得国内援助，又兼天时眷顾，先于公子纠回国，被立为齐君，后世称为齐桓公。作为公子小白的亲信心腹，鲍叔牙被任命为齐国上卿。

鲍叔牙深知管仲之能在自己之上，于是苦劝桓公，营救被鲁国拘禁的管仲。待管仲归国，他又为齐桓公陈说利害，终于说服桓公任命管仲为相。从此，齐国大治。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留名史册。

鲍叔牙虽退居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