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愿望很简单,只要北上时楚国别来偷袭,越国依靠自己就行。毕竟楚国是大国,高攀别人还要人家出钱出力,不太现实。
楚国的想法也很明了,北上之事可容后再议,只要吴国别再来打扰。如果吴国想做什么,越国只要在后面做点小动作牵制吴国即可。越国的野心楚国是知道的,只要不威胁楚国的利益,楚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排除适当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
所以,公子章被推为楚王,背后的逻辑是清晰的。
跟中原诸侯崇尚内斗不同,争霸的议题由北至南,此时刚刚抵达蛮荒之地。好比时尚从摩登之城到十八县,最后是山旮旯,t型台上已经过时的,山旮旯仍在追捧。
因为国力受挫,吴国又咄咄逼人,楚国不得不转变策略,借越国分散吴国的注意力,以便着手恢复其在淮河、长江流域的掌控力。
在同一时代的某个时点上,尽管面对的大环境相同,因为所处地域、历史成因、文化、外交政策的不同,各国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各有各样,不一而足。
对楚国来说,世袭世爵虽能保证大权不旁落,却也阻碍了出身寒微者的晋升之路。别说普通人,核心圈子之外的都很难获得靠近权力中枢的位置。“楚材晋用”、“楚材吴用”、“楚材越用”不断上演,即是明证。这是对楚国长远发展不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楚国对用人身份的严格筛选使得权力紧紧握在公族手中,最大程度规避了众家世族豪强争相觊觎王位,互殴火拼的局面。
如此看来,楚国只要维系好同越国的友好关系,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便能专注自身的需求,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原诸侯基本都公室微弱,世家强大,根本无心外部事宜。相较之下,楚国的公室强大,优势明显。
环境对楚国显然是有利的。楚昭王在位,虽有“柏举之战”狼狈不堪的失国之错,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出现骄奢跋扈,劳民伤财的败家之举。毕竟,败家子也是要有家底才能硬气的,恰逢家道中落,家徒四壁,只能节衣缩食,一分钱当两分来用。
连续两世都是幼君执政,不知是楚国的幸或不幸?或许,在专制集权的时代,唯一能寄望的只有外部。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如芒在背,虎视眈眈,恰似催促奋进的号角。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放纵恣意,如履薄冰,恰恰能渡过难关,杀出一条血路。
若是毫无威胁,形势一片大好,反而危机重重。
权力集于公室,生杀予夺一人操纵,毫无制衡,犹如驾驶一台没有设计刹车的超跑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想想就令人心惊胆战,惊魂丧魄。
从长远来看,楚国要感谢吴国,感谢晋国的联吴制楚。正是因为吴国熊熊燃烧的野心,楚国才被逼不得不求新求变,以期保住在南方的统治地位。
尊重对手,看重对手,其实是变相的激励自己,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