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士匄

士匄的性格特点更接近祖父而非父亲。他具备强烈的成就动机，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政治手腕，坚毅果敢的决断魄力。他是士氏家族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外交家。

中行偃因弑君被降级，中军将智罃去世后，理应由士匄升任中军将。士匄却以中行偃年长德高为由，推位让贤。为此，他的中军将之位推迟了六年。

正是因为这一举动，掀开了士氏和中行氏友谊的篇章。身在名利场，主动让位，实属难得，可见他的胸襟风度。此事也可解读为士氏家族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中行氏为此感激不尽，一定会死心塌地追随士氏。两家抱团取暖，肯定比一家单打独斗强得多。

他的另一个惊人之举是对栾氏的清剿。

女儿士祁的诬告和儿子士鞅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栾氏的灭门惨案。虽然士匄不是这场阴谋的主谋，却难逃推波助澜的角色。以他政治家的眼光，不应该也不可能识别不出其中的冤屈。再者，栾盈是他的亲外孙，以他的机变智谋，若想视而不见或是减轻处罚，轻而易举，他却没有选择这么做。

最终，他手起刀落，毫不手软。这场带有替自己儿子报仇和清除异己色彩的行动，被罩上“剿灭叛贼”的外衣，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足见士匄玩弄权术的手段极其高超。

除了谋略过人，他还虚心听取意见建议，及时修正对外政策；统兵作战时又身先士卒，英勇直前；他还下令，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刑法，即“范宣子刑书”。

“范宣子刑书”是士匄对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顺应历史潮流，标志着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

综上所述，士匄并非普通政客——独揽大权，聚敛财富，作威作福，将他人尊严踩在脚下，从中汲取快感。他比政客高端得多。他是个全面发展的政治家，他多才多能，目光长远，站在时代的肩膀观察世界，治理国家，积累人脉，立足未来，高瞻远瞩。

他是士氏家族的第二位正卿，跟他的爷爷士会相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四代：士鞅

跟父亲士匄相比，士鞅唯一能跟父亲比肩的是他的官运——他是士氏第三位正卿。

除此之外，他在史籍上留名的主要原因总是不离“财”。他招权纳贿、利欲熏心，时时处处都在挖空心思敲诈勒索钱财。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顾惜国家大局，任意践踏诸侯对晋国的信赖。经他之手，晋国尽失诸侯，以齐国为首的反晋联盟之所以成长茁壮，士鞅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当然，他所做的一切，虽然损害了晋国的利益，损公肥私的目的却达成了——经他死力搜刮，运筹谋划，士氏成为晋国第一大族。

第五代：士吉射

身为晋国第一卿族的继承人，士吉射以下军佐入卿。他在卿位的时间只有四年，留下的事迹并不多。

可以想象，身为豪门强族之子，他定是备受宠爱。尤其他排行第三，并非头号继承人选，能够越过兄长抢到大位，想来士鞅对他一定是青眼有加，寄予厚望。

但是，太年轻就拥有一切，或许是祸非福。他跟中行寅臭味相投，同样跟自己的搭档处不来。魏曼多身为下军将，士吉射是他的佐官。因为二人关系不好，在讨论是否把两大家族划为谋反者时，魏曼多投了赞成票。

也就是说，跟中行寅一样，士吉射失去人心的部分原因也是跟同僚关系紧张。从结果追溯原因，无非是仗着家大族大盛气凌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之类。富不过三代的贵公子们多是因此败家，官家也同理可得。

从巅峰到谷底，只用了短短四年。物极必反或许迟到，却不会缺席，规律来临时，迅雷不及掩耳。正如天亮到天黑，瞬间伸手不见五指。

粗略来算，士氏家族从士会算起，也是公元前632年左右有了记载，到490年士吉射逃往齐国，一共兴旺了142年。

除了以上五位，还有和士会同辈的士朔、和士燮同辈的士鲂入卿。总的来看，士氏家族一共出了七位卿士，其中三位正卿。比之中行氏，士氏多了两名卿士，多了一名正卿。

除了士吉射资历太浅，其余几位卿士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士氏在晋国政坛涉足的范围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法制建设，大大超越中行氏。

士会、士燮、士匄，才高多谋，文武兼备，放到哪个时代都是经时济世的大才。士氏能成为晋国第一大族，家族浓厚的底蕴滋养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见识眼光以及由此生发的人脉手腕居功至伟。

说起士鞅，总感觉就是个贪赃枉法的不法分子，完全不值一提。其实不然，他对整个家族的贡献是巨大的。前辈累积的是名声威望影响力，这些东西，在谋求更进一步的时候，作用不大。手中有粮、有钱，才能招兵买马，武器精良，才能跟强族抗衡。

若非士鞅苦心钻营，士氏家族落难后根本支撑不了八年，早都投降放弃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