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中行庚

以下军将入仕，与栾书关系密切，最高职位做到中军佐。人生履历比较平庸，无出彩之处。

第三代：中行偃

继承其父的人脉，跟栾书结盟，准确的说因为年轻资历浅，是栾书最忠实的追随者。

一生最重要的能名垂史册（遗臭万年）的事件就是——跟时任中军元帅栾书共谋弑君（晋厉公）。

人生如戏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是弑君，栾书以神秘失踪终结人生，他则在晋悼公时升任中军元帅。中行偃是中行氏的第二位正卿。

第四代：中行吴

以上军佐入卿，去世时任中军佐。性格刚毅木讷，最擅长领兵作战。善战骁勇，战绩赫赫。

他的一生足迹最密集的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晋国北面边地，最出名的战果是恩威并济消灭鼓国。

中行吴驯服的地方，大都成为中行氏的封邑，为其家族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亟治之难”爆发后，中行氏能支撑那么久，全赖中行吴时期在这些地方精耕细作累积的实力。

第五代：中行寅

以下军佐入卿，以上军将之职终结其在晋国的职业生涯。

中行寅见诸史册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和赵鞅一道征铁铸刑鼎；一件是和士吉射一道对晋定公发动攻击，最后被迫离开晋国，经过八年苦心经营，联合齐、卫、郑、鲁反晋，最终事败被迫奔齐。

回顾中行氏家族的历程，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荀林父以大夫之名走上战场，到公元前490年邯郸投降，中行寅逃往齐国，中行氏的领地被四卿瓜分，一共142年的历史。

中行氏家族共出五名卿士，其中两名正卿。从其任职履历来看，皆为武将，尤其是中行偃、中行吴父子，更是有勇有谋，为晋国平戎对敌立下汗马功劳。中行氏的子孙活跃在战场，鲜有外交斡旋的事迹，恐怕是家族传承所致，代代因袭而成。

这么一个豪门世族，为何会以如此狼狈窝囊的方式告别政治舞台？为何会因一人之过，将祖辈数代人苦心孤诣经营的大业拱手让人？为何是中行寅？天时？人事？

处在同一时空同一国境内的其余四卿，面临的天时都一样，为何是中行氏？

思来想去，一个家族成败兴衰的原因绝无可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因个人能力见识所限，只能拎出一鳞半爪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贪婪短视。

公元前506年，“召陵会盟”上，18国齐聚待命，准备伐楚。这次会盟的背景是蔡昭侯被楚国令尹囊瓦勒索钱财不成无故被扣押三年，遂找到晋定公请其为蔡国报仇伸冤。此时的晋国，霸权日衰，晋国公室也想借机重建霸主威信，于是召集诸侯集会。

中行寅借机向蔡昭侯索贿，被蔡侯一口回绝，恼羞成怒。此时，士鞅任中军将，与中行寅是世交盟友。中行寅向士鞅提议，鲜虞比楚国重要，没必要为小小的蔡国兴师动众。士鞅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后伐楚不了了之。

此事后果十分恶劣，从此晋失诸侯。齐景公称霸的契机已成，反晋同盟趁机拉帮结派，祸皆出于此。

窥斑见豹，中行寅的性格轮廓一目了然。置国家利益不顾，鼠目寸光，把诸侯会盟视同儿戏。此时的中行家族，已是封邑广大，钱财无缺，趁着盟会还要再捞一把，可见欲壑难填。

欲望会吞噬人的心胸器量，腐蚀人的意志决心，磨灭人的理想期许，缩短人的视野眼光。

中行寅已经跌入钱眼，走进死胡同，看不清大势，注定他的决策难以高屋建瓴。

刚愎自大。

“亟治之难”发生之初，两大家族作为平乱的正义使者现身。后来，智跞运用高超的手腕将此事篡改成两大家族和赵氏都是谋反作乱。当时，除了智跞，还有韩氏、魏氏也参与决策。两大家族被定义为叛乱者，韩氏、魏氏都投了赞成票。韩氏跟中行寅不合，所以投了中行寅的票。

按照两家的地位，韩不信绝无欺凌中行寅的可能。只能是中行寅倚仗家世雄厚，又因自己是上军将，韩不信是其辅佐，对其颐指气使。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际关系的恶劣也是两家被集体推翻的原因之一。

一个人既短视又自大，偏偏家大业大，人强马壮，突然调转矛头直指公室，不算事出突然。只能说，智跞的阴险狡诈把潜藏在中行寅体内的黑暗因子全部激发出来，这才做出令家族万劫不复的决策。

“愚者财多益其过”，放在中行寅身上再合适不过。如果家境平平，中行寅一定会时时处处谦卑谨慎；如果家境殷实，能居安思危，有时常想无，也能平安顺遂过完一生。偏偏德行浅薄，自大傲慢，配以巨额财富和显赫地位，十足十的德不配位，只能船毁人亡。

说完中行氏，接着说士氏，身为晋国第一大族，压轴最适合不过。

士氏源于祁姓，是杜氏的后代。周宣王时，大夫杜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