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6年夏，越王允常病故，吴王阖闾率大军南下，讨伐越国。

说起两国的恩怨，上一次交锋还是吴对楚“柏举之战”时。公元前506年，得益于两大军事天才——孙武和伍子胥的筹谋策划，吴国先是以区区五千人马突袭，接着是二万五千人压后，共投入兵力三万对决拥兵二十万的楚国，依靠闪电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只怪胜利来得太容易，吴王放纵自己连同属下军士在楚国宫室纵情声色，饮酒作乐，乐不思吴。第二年春，趁吴国国内空虚，越王允常率兵偷袭。吴王匆匆归国，最终局势得到有效控制。这个仇，吴国是记下了。

敌国有丧，似乎是“蛮”族发兵侵略的最佳时机。在崇尚军礼的春秋，恰恰是中原诸侯的出兵大忌。

晋国曾与齐国约战，进兵途中听闻齐君薨逝，连忙退兵。这是遵礼守法的国家的做法。

晋文公去世，秦国趁机对晋国的属国郑国发兵。新继位的晋襄公大怒，召集群臣商议，最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丧期用兵。幸好，晋国取得“崤之战”的胜利，震慑秦国。秦国趁丧出兵正好提供了军礼的反面教材。

说到军礼，除了丧期忌讳兴师之外，还有一些“义”则，值得略谈。

志大才疏的宋襄公想光复商朝祖先的风采，参与到中原争霸的行列，对投靠楚国的郑国发起进攻。楚国应战，双方军队在泓水遭遇。

宋国提前过河，楚军仍在渡河。宋国司马建议趁楚军过河到一半时，对其发起攻击。“半渡而击”是兵家必胜法宝，趁对方首尾难顾、浸在水中难以排列阵势、无法形成战斗力，发动突然袭击，事半功倍。

宋襄公反对。在他看来，自己是“仁义之师”，偷袭突击乃小人行径，不屑为之。

好容易等楚军过完河，司马又提议，趁楚军还没摆好阵形，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在以队阵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春秋时期，谁先排好队谁就能争取到先机。毕竟，打仗不是打架，靠的是团队协作相互呼应而非单打独斗。

宋襄公摇摇头，对司马的提议嗤之以鼻。“对方未成阵就发动攻击，非君子所为。”

楚强宋弱，本就实力悬殊，不去凭借突袭奇计的诈战取胜，却想依靠偏战讨到便宜，无疑是异想天开。结果宋国节节败退，不堪一击。

初闻此事，令人发笑。宋襄公迂腐老朽，把战事当儿戏，昏庸至极。

其实不然。在以礼为社会运行规则的春秋，礼对人的约束是全方位的，包括战争。昨日之义，今日之错。昨日得到赞誉的行为，放在而今可能会遭遇口诛笔伐，除之而后快。

对吴国而言，趁丧发难不是第一次。早在吴楚争雄时，吴国就曾在楚国国丧时对其发动偷袭。

这一次也不例外。吴王阖闾（曾经的公子光）认为这是报复越国的好时机，于是毫不犹豫的加以利用。

得知吴王率师前来，越国新任国王勾践立马率军迎战，两国军队在檇（音‘醉’）李（今浙江嘉兴）展开较量。

说起此地，两军都不陌生。

十四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10年，越王允常刚刚继位。此时的允常正值壮年，野心勃勃，准备大施拳脚，做一番鸿图伟业。无奈当时的越国地小国弱，必须先让自己变得强大，才有可能对外扩张。

于是允常大力整顿内政，发展生产，经济增长后又扩大军队，操练军士。渐渐的，整个国家朝着国富兵强的方向缓缓推进。

当时的吴国，吴王阖闾篡位成功仅四年，正是摩拳擦掌势气正盛的时候。听闻越国在蓄积实力，吴王决定出手遏制越国的发展。师出须有名，思来想去，吴王以越国不从其伐楚，跟其不是一条心为由，出兵讨伐。

越国和吴国是有盟约的——越国年有贡奉，求得吴国不进犯。吴王伐越，其实是吴国背弃盟誓在先。无奈吴国实力强大，又有两大军师奇谋在先，有理也挡不住坚兵利器。很快，越军便败下阵来，以负告终。

那一次，吴国击破檇李，大肆掠夺之后扬长而去。

这一次，相同的地点双方再次相遇。

要论两国实力，跟十四年前一样，无论经济军事，吴国都在越国之上。若论领导者的威信，吴王阖闾在位十八年，上下信服。越王勾践则是位置还没坐稳，又逢国丧，人心浮动。

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吴国应该像十四年前一样，轻松取胜，再大肆侵掠一番，扬威泄恨。

如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非简单重复，战场亦如此。同样的敌我双方，同样的地点，一样的实力对比，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开始，越王派敢死队上前，企图打散吴军的阵形，趁乱出击。谁知吴军不上当，仿佛看穿越国的诡计，他们沉默冷静，岿然不动。敢死队再次上前，想要捉拿吴军士兵，吴军继续保持阵型严整，越国半点便宜都讨不到。

无奈，越王勾践只能另寻蹊径。事后证明，这次行动的的确确是创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