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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来说，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因为正月初一是实际上的一年之始，所以繁杂事等皆集中在了这一天，很难得闲。

对平民来说，从晋代开始就有了守岁习俗，正月初一天亮的时候除夕守岁方才结束，等互相庆祝之后就各回各屋睡大觉去了。

皇帝和百官就要更忙一点，比如大朝会是写到《周礼》里的，是封建时代最高规格的朝仪，从秦汉至明清，大朝会历代沿袭，从未断绝。

除此之外，每个朝代还会有一些其他工作，比如秦朝正月初一还需要祭天，唐朝把祭天挪到了冬至，但增添了一个“大陈设”给藩属国开眼，宋朝打仗不行自然也很难给藩属国上眼药，于是干脆把流程扩展到三天，第一天开会，第二天一起吃饭，第三天举行运动会，让大宋武将跟西夏、交趾、大理等国比射箭。

关于过年的杂事上，古人和现代人其实还挺有共同语言的，比如过年礼节已经初步完善的唐朝就有不少关于初一元日的作品，其中比较知名的有白居易的《元日对酒》。

这首白居易七十岁所作的诗歌更多是抒发对岁月变迁的感慨，但其中也记录了唐朝人过年时不得不面对的应酬：

元日出门的话，见同辈需稽首，见长辈需跪拜，与座宴饮皆需饮酒，归家往来多有劳累，某种意义上来说跟咱们现代确实大差不差。

也是因此，上元节这个真真正正所有人都能参与的节日，才正式兴盛了起来。

而上元节的兴盛，与腊八除夕等差不多，基本还是汉朝定时间，唐宋定兴盛这么个流程。

“这元正日，后世唐与宋固然忙，为何独独跳过我汉？”

同时，在《太初历》中，武帝也亲自指定正月十五是祭祀太一的日子，于甘泉宫燃灯至天明，为祭祀礼节，民间也开始效仿。

西汉时道教尚未形成，当时祭祀的对象除了三皇五帝外还有的就是山川河岳诸神，缺乏一个统一至上神的观念。

而在“独尊太一神”这个流程上，汉武帝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除此之外，还需考地方计簿，明地方一年得失，需据此定长吏功过，安番邦人心，何有闲时？”

先是有方士跳出来称太一有多厉害，得到武帝嘉许，打破了先秦时的天帝神观念，开始正式立坛祭祀。

说起来那被曹操挟持的天子，众人也是满口赞同：

是哇是哇，咱大汉天子那可真是太辛苦了。

此事稍歇后，孔明倒是想起来了此前光幕所见：

“那唐之李世民以金制名刺，勒庆贺之言，后世谓之官民皆效之，或便是为了解此般过年辛劳。”

随后还没几年呢，河东就挖出了一个古鼎祥瑞，而且很巧的是这个鼎上刻的就是太一辅佐五帝的景象。

如果与藩属国使者比箭是個好主意的话，那汉唐为何皆未想到？

学说上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神道祭祀武帝也开始倡导“独尊太一神”。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汉武帝大搞祭祀，甚至在封禅泰山时采用的也是祭太一神之礼，正式将太一捏成了汉王朝的至高神。

对众人的拱手刘备，只是称天子辛劳，自己愧不敢当。

这东西后世还收了一张呢，孔明还有印象。

关于这宋朝的过年独特流程，在场的都是不是傻子，谁能不懂。

刘备满脸笑容发着牢骚，掐着手指头算道：

“从光武皇帝起，我汉天子岁首皆需临德阳殿，公卿将相文武百官，州郡长吏，部族酋长，番邦数十国使臣皆进表拜贺，单单此事便可称劳心劳力。”

毕竟元正时他也就和臣属饮一杯酒吃一顿饭罢了，何苦之有？

反倒是如今那被曹贼挟往邺城的天子，才是真的苦。

与正月初一不同，正月十五基本可以说是追求“文化融合一统”的汉武帝所亲手“捏”出来的。

身不在宋，自然无法评判对或不对，但众人看着这样的流程，倒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一股无奈之感。

说是牢骚，但玄德公语气当中并无不满之意，于是众人瞧瞧那宋朝无可奈何的处置，再看看主公嘴角的笑意，于是也只能一起拱手称主公劳累。

同时记得清楚的还有后世对其的评价，称贺卡直至后世依然还有用到。

说白了不就是武功没落，遂以旁门左技之法称雄嘛。

从这里看，后来武则天大搞祥瑞这套玩法，很难说到底从刘彻这儿取了多少经，水平上差远了。

后来到了东汉，《太平经》这个造反指导纲领被逐渐完善，桓帝时道家的天才人物张道陵首次提出了“三元节”的说法，即“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分别指定了祭祀时间，内核逻辑其实跟后来张角的符水有点类似，都是通过禳神驱厄来蛊惑民心。

而众所周知，宗教向来都是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