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二章 对手(5 / 5)

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儒学三大学派,只不过事功之学较少为后人所知。

黄信晒然道:

“要变法,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龙川先生和朱子的王霸义利之辩,再来一次,你觉得你能赢吗?”

黄信没有说谎,变法的最大阻碍,从来都不是什么庙堂上搞政争的文官士大夫。

只要是个体,在绝对的武力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上,若是只靠砍人就能变法,那历朝历代敢砍人、有意愿变革的帝王名相多了去了,怎么没几个敢动又能成功的呢?

变法,表面上变得是法度,守旧,表面上守得是旧制。

可实际上归根结底,争得是庙堂乃至社会道德里最核心的命题,是不折不扣的道统之争。

能不能不争道统,而直接变法闷声发大财?

在中国古代的庙堂环境中,答案是不能。

因为变法必然涉及到最经典的“王霸之辨、义利之辨、古今之辨”,这三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争论。

就“王道”和“霸道”来说,这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现实庙堂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正如宋人张木式所说:学者须先明王霸之辨,而后可论治体,这就是说辨别“王霸”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非常现实的庙堂问题。

至于“义利之辨”,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讲道义当然容易,当然是某种庙堂正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可太爽了,可变法,就是要重功利而轻道义。

“古今之辩”就更不用多说了,庙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是说法度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学术上到底是师古,还是师今?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哲学问题,而是极为敏感的庙堂问题。

总而言之,古今、王霸、义利,这是几千年都绕不过的老命题。

姜星火就算是让朱棣把所有反对者都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说气话,到最后还是绕不开这些问题。

想要变法,想要进行儒教变革,解除思想禁锢,与制造力同时解锁,来完成从思想到现实的双重变革,那么这些挑战是他所必须面对的。

换言之,是时候掀起一场思想上的讨论与变革了。

这才是“启蒙大明”真正要做的事情。

只有完成思想解锢,近代科学才有最基础的发展和传播的空间,有了近代科学,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让这个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条新路,这是发展科学的前置条件。

说实话,光靠科学实验震惊古人是没用的,古代从来不缺奇思妙想,缺的是给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间遮风避雨大厦的人。

姜星火走到了刑房的小窗前,打开了遮挡光线的木窗。

外边,依旧是阳光灿烂的夏日。

隔着一条御河,对面街头巷尾,依然热闹喧哗着。

但在姜星火的眼中,却有寒气渐渐滋生。

“真理不辩不明,古今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不过是我路上的三块绊脚石罢了,你且好好活着,看我如何踢走便是。”

姜星火回望着黄信,一字一句,平静地说道。

“朱熹能宣称他‘赢’,是因为他的对手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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