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农业飞跃，那么武皇帝及以后，大汉那种富裕得夸张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种富裕甚至都不是史书寥寥几笔“府库充裕”可以概括。如果要窥豹一斑，就而今的考古来看，那么大汉的富盛已经不止于上层，而是由上至下蔓延沁润，真正形成了某种富贵浸淫已久，乃至不自知的风气——仅以大汉边境，北地居延为例；在仅有十余人戍守的小小烽火台之中，居然都有《仓颉篇》、《急就章》这样的识字书籍、练习书法的竹简，乃至大量的私人记录、信件。

换言之，纵使大汉蛮荒边境的将卒，所谓“恶少年”、“刑徒”出身的底层士兵，居然都能保有极高的识字率，甚至强烈的学习热情。

如果——如果对基层扫盲稍有理解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隐藏在竹筒、教材、信件背后是多么沛然不能抵御的力量。这种力量竟然能横扫数千年一切习俗、言语、交通的阻碍，突破落后与迷信的种种封锁，将帝国的文字与意愿精准投送到最卑微、偏远、不值一提的卒子面前。这是怎样无远弗届、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怎样匪夷所思、庞大无比的消耗？

自然，当局者迷，被这种力量所照拂到的汉军也没有意识出什么区别。而今发掘的边境军人的私人信件不少，但多半是聊家常琐事、抱怨上官，并没有什么对识字的感想；多半是已经将识字扫盲看得司空见惯，甚至不足为奇了。

但旁观者呢？与边境汉军相毗邻，那些连冶铁、农耕都尚不熟练，数百年来技术纯粹依靠外来输入的西域，又是怎么看这些识文断字、求知好学的汉人士卒的呢？

西域各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视角稍稍窥探。无论太史公还是班大家都曾记载，说西域诸国的商贾一见到汉使，立刻就知道大汉强盛，相当顺利就能达成通商的共识。所谓“见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逻辑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细想却未免矛盾——汉使跋涉数千里，风霜雨雪下恐怕憔悴得都和野人相差无几，面对这样蓬头垢面的野人，商贾凭什么确定他的祖国富裕而又强大呢？

在这样的异域他乡，仅靠随身的珍宝乃至个人的吹嘘，恐怕都很难取信于人了。真正难于遮掩的，反而是某些不经意间泄漏出的细节——譬如，哪怕汉使带来的庸碌小卒都能识文断字；譬如，汉使貌不惊人，但当他侃侃谈起农耕，就是最高明的老农也必得折服。

这是真正的，属于顶级强国、顶级文明降维打击的力量——当它自每一个细节中不知不觉的漫溢而出时，即使最老辣、圆滑、见多识广的商人，亦不能不为之畏服。

能为底层小卒提供识字教育的，到底是多么强悍的国力？以当时西域的见识，大概做梦亦不能想象。但识时务者为俊杰，商人们在交谈后立刻乖顺的展示了服从，表达了对通商最大的渴望。

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探知盟军每月都在用飞机为前线的士兵运输书信，于是将军们默然无语，自知再也不是敌手——一封书信当然只是小事，但能为每一个士兵运输书信的国力，却足以碾压过一切稍有异心的敌手。

同样的，当汉军们在居延、在雁门、在玉门，在一切大汉与蛮夷的交界，朗朗读起那些枯燥无味的识字课本时，赶着牛羊驮着货物的商人经过，是否也曾感到过某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呢？

魔鬼……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啊。】

汲公……汲公默然片刻，终于在恍惚中低低开口，声音竟尔近乎嘶哑：

“国——国力？”

西汉的士人当然也对国家的强弱有直观的概念，甚至也尝试做过笼统的归因。但总体而言，他们对国势的理解是相当孤立而割裂的，要么着眼于仁、义，要么着眼于礼制；即使有一二实用之臣，也不过只提出“秣马厉兵”、“屯田重农”的常规举措而已。至于屯田重农到底如何增强国势，兵马从何而来，那多半是强词夺理，一番排比比喻以气势强行压过去而已。

纵然汲公见多识广，但毕竟浸淫已深，难以免俗。可也正因为难以免俗，他才立刻品出了天幕娓娓道来中某种新的东西——那并非比喻排比以气势压人的纵横辩术，用词虽而平实简单，但起承转合间却俨然有缜密的逻辑——由铁器而至农耕，由农耕而至军事，最后收拢为大汉强悍莫比的国力。说理之中条分缕析，翔实而又细密

这缜密严谨的新式说理当然令汲公耳目一新，自觉领悟到了某种超乎于寻常辩术的境界。但这说理严密归严密，可由果至因一路追索上去，大汉强盛的根本，竟在于这小小的……冶铁？

如此滑稽荒诞的结果，自然令汲公目瞪口呆，三观俱碎，一时难以理解。可难以理解归难以理解，这天幕的解释却委实也太严密繁琐了，因果之间彼此勾连，而且句句有事实佐证，委实……委实是反驳不得。

可怜汲公绞尽脑汁，穷尽一生所学，竟尔奈何不得这紧密联系的逻辑链条，终究只能瞠目结舌而已。

【可以说，仅仅从汉武帝时的这几个侧面，我们都能窥探大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