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与匈奴西域的战争，看似是冷兵器时代的互相斗殴，实则却是一方在抢先完成了技术革命后的降维打击——如果匈奴也有史书的话，他们应该能在记载中惊讶的发现汉兴七十余年以来汉人战力近乎于恐怖的变化。就技术而论，高皇帝时汉军的一只脚还留在战国那粗制滥造的铁器时代，至武皇帝时天翻地覆，汉军已经是用新式武器武装到牙齿，足可以纵横整个亚欧大陆的强兵了。

——某种意义上，你都不得不赞叹武皇帝的好运。华夏数千年以来，有多少皇帝能侥幸遇到这技术革命、材料更新的宝贵当口呢？所谓技术改变一切，那真正是顺成人逆成仙，随风一步便可登青天，千载万载也难逢的良机。

当然，技术革命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武器。以迄今为止发掘出的遗址来看，自武皇帝以后，大汉朝廷在各处都开设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冶铁场地。按《史记》记载，武帝曾在全国各处设置四十九处铁官，负责锻造与买卖铁器。

这些铁官的规模无从知晓，但数字上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太史公大约只看过官方的数据，而忽视了大汉官吏在炼铁上强得可怕的执行力。以数十年发掘出的遗址来看，仅黄河以北，成规模的大型冶铁场便有一百五六十所之多，大半是武皇帝时期的造物；而冶铁场的选地，同样颇为微妙——武帝时的冶铁场，除云集于长安首都之外，多半都分布在邯郸、舞阳、莱芜、鞍山。

——咦，这些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错，武皇帝的高炉选址多半都落在了河北。而河北——河北，数千年后的河北，依然是号称一地的钢产量能媲美世界之半的钢铁之都。河北的邯郸、舞阳，山东的莱芜，东北的鞍山两千年前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两千年后还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

甚至来说，这种选址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呢？——但凡二十世纪以来修建的巨型炼钢厂，你往它方圆数十里挖一挖，多半都能找到汉代的高炉遗址。

——武帝严选了属于是。

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还真是没什么新意的动物啊。】

汲黯微微有些愣住了。他倒不仅仅惊异于天幕只言片语中所泄漏的“铁官”的骇人数量（四十九处已经匪夷所思，但以天幕的语气来看，显然还要翻上一番），更惊异于那延续两千年的炼铁业，乃至于精准得不可思议的选址——如果阔别两千年之久的人都能在炼铁的地址上达成这样默契的共识，那是不是，是不是炼铁这样“鄙陋”的小技中，也是隐含着某种“道”的？

汉代士人鄙夷工匠，倒不仅仅因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更在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轻慢——工匠的本业做得再好，终究是依赖于本能于经验，而难以总结为普适的理论，不能推而广之；仅仅局限于一人的“经验”，固然可以磨砺出能工巧匠，但又如何能教化百姓，治理朝政呢？让天下人都来与你做学徒练手艺么？经验是短暂而鄙陋的，唯有经传中精微高妙的理论，才是永世不朽、可以流传千古的。

但如果——如果“经验”也能流传数千年之久，这经验之中，是否也有同样不朽的理论呢？

汲公博学广闻，仅仅聆听着天幕的只言片语，便不自觉的思索起了极为幽深高妙的玄理。

皇帝则是满脑子的建功立业，为所谓“武帝严选”自鸣得意了片刻之后，立即开始琢磨起了最实际的内容——如天幕所说，邯郸、舞阳、莱芜等地被两千年来历代人物公认，想必是极好的冶铁场地。至于鞍山——鞍山倒不知何地，但听“东北”二字，莫不成与卫满朝鲜有关？

皇帝自觉逻辑准确无误，暗自点头欣赏自己的机敏，在心中为所谓“朝鲜屠为九郡”的计划又加重了一笔。

【虽然冶金史的学者曾为此自嘲，什么“开铁厂最好带考古队”、“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云云，但武帝时的选址，显然绝非“聪明”二字可以解释。那时绝没有物候地理水文等等的知识，铁官们能选得这样若合符节，背后必然是大量艰苦的尝试，也必曾犯下不可胜计的错误；而这种耗费巨大的尝试背后，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决支持，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支持换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冶铁技术的进步绝不止在于武器，毕竟武器也消耗不了各地冶铁所的惊人产量——即使以下限估算，汉朝时建造的那些高达三米的高炉，一日也可以出铁一吨有余。

如此庞大的产铁量迅速自军队溢出，几乎立刻波及到了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领域。自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农民的耕作中便普遍出现了铁器的影子。原本笨拙、脆弱的青铜农具被更换为了远为强韧、牢靠的铁制器械，效率与耕作的质量立刻大为提升。武帝时，赵过费尽心血所开发出的“二牛三犁”的耦犁之法，正仰仗于锋锐的铁犁——考虑到中世纪时欧洲人还要依赖六七头牛同时拉犁耕地，这人力畜力的节省可想而知。

战国末年，诸子对农业的估计是“中农食七人”，一个中等的农民耕作的粮食可以供养七人；而到西汉中期，这一数字翻了两倍不止。考虑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