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恩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直到五四时期，他都担任着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与几人一一握手：“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

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

芮恩施说：“是音译，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

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你可以写出来吗？”

“当然可以！”芮恩施说，“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之一！”

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

“真漂亮！”贝尔说，“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

芮恩施洋洋自得道：“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

特斯拉突然问道：“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

芮恩施脱口而出：“王阳明。”

贝尔、特斯拉和乔治·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旺养明？”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是一个什么人？”

“天哪！”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军事家、教育家，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哦，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

贝尔点点头：“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

芮恩施继续说：“我十年前开始读《王阳明全集》，他的‘心学’理论深深震撼了我。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知行合一’的影响。”

贝尔一头雾水：“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就像……”芮恩施想了想说，“就像理论结合实践，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

特斯拉说：“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

芮恩施说：“有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

贝尔笑道：“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

芮恩施说：“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愿为阳明门下走狗。”

“走狗这词不好。”乔治·伊士曼说。

“如果你多了解了解，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芮恩施道，“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

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中国通”。

早在上个世纪末，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全球政治学》。在美国学术界，芮恩施率先把“中国和东亚问题”纳入“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从而使现代“国际关系学”真正具备了“世界政治”的内涵。

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政治》一书，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

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芮恩施认为“道成了肉身”。——能说出“道”这个字，就超过了很多洋人。

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便把许多“威斯康星理念”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

当然了，更不能否认的是，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

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

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虽然有些不全面，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貌似更容易理解。

过了一会儿，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

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

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拱手道：“诸位，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

贝尔友好道：“电报局嘛，来得比较对路，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

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李谕等人大名，对贝尔恭敬道：“您是电话的祖师爷，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

贝尔笑道：“老古董罢了，留着有什么用。”

袁长坤问道：“贝尔先生、特斯拉先生、伊士曼先生，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

特斯拉为人最直，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