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写就写,成稿速度很快。
至于笔名吗,他联想到在东京期间用过的“迅行”别号,便使用了其中的“迅”字,表明自己的想法开始于青年时代,有一些反抗时代的味道;然后冠以母亲的姓,这样一来就成了“鲁迅”二字。
鲁迅也属于横空出世,谁都想不到一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能写出这么有批判性的内容。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狂人日记》,一炮打响,其中的警句李谕倒背如流:
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穿透一百年,这些文字还字字如刀。
紧接着鲁迅又写了《孔乙己》《药》等名篇。
有意思的是,鲁迅还挺慎重,针对《药》这篇小说,他专门跑到北大,找到刚开完一场讲座的李谕询问:“痨病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治?”
李谕不太懂医学,但抗生素何等威名,所以自然知道在40年代链霉素出现之前,肺结核就是绝症。
“如果得了痨病,的确无法治愈,”李谕坦诚说,“不过并非毫无办法。”
“什么办法?”鲁迅问。
李谕说:“我在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见到了两位研究员,正在研究针对肺痨的疫苗。”
“就像治疗天花那样的种痘?”鲁迅问。
他三岁就在家乡绍兴种了牛痘,在当时人痘普及的情形下,已经算相当先进。
“差不多吧,这种疫苗可以有效防治常人染上痨病。”李谕说。
鲁迅好歹是学过医的,很容易明白李谕所说。
“这么好的东西,疏才兄的药厂有没有生产?”鲁迅立刻问。
“肺结核的疫苗还在研究阶段,法国的情况你晓得,是战乱前线,很多科研项目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李谕说。
“太可惜了!”鲁迅握了握拳头。
“再过六七年,他们就能成功,”李谕说,“到时我会第一时间引入国内。”
鲁迅叹道:“连天花种痘都没完全普及,更何况痨病的疫苗。”
李谕明白他的意思:“愚昧不除,老百姓不仅会吃人血馒头,还会相信跳大神、江湖骗子。”
鲁迅的那篇《药》,讲的就是清末一户人家偷偷买人血馒头治疗孩子的痨病,人血来自一名慷慨赴死的革命者。
鲁迅说:“以前我与弟弟作人并不想与陈仲甫和胡适之等人有太近的联络,总感觉他们的做法太激进,现在想想,激进就对了。”
置身于这个时代,李谕已经不知道感受了多少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类型的惊涛怒浪都要以异常壮烈的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次。
新文化运动在后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内容,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
比如典型的“文白之争”,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
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乎上流社会的专利品。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绝大部分人五经这些古文。
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这就是一道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以陈仲甫、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才会那么坚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以白话代替文言,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
“文白之争”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着《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物流、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感慨道:“琴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