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之外，郑莫庸提供的都是些杂乱毫无用处的信息。

刚说完这些，范团儿从调查局回来，拿来一摞不算薄的资料。

常威打开档案简略看了会，只能感慨人生挫折境遇无法预测。

韦焕第，1918年出生在鲁省的一个富农家庭，幼年时家乡遭遇灾情，时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

在家乡无法生存，他就跟着乡里的大人一路行乞来到津门。

从八岁到十二岁，他讨了整整四年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

那天，他饿着肚子在租界上行乞时，一辆黄包车从身旁一闪而过，车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里扔了一件东西。

韦焕第眼尖，捡出来一看，竟是一个钱包，里面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印着洋文的铜版道林纸和一页信纸大小的旧纸。

韦焕第上过两年私塾，识得若干汉字，却不谙洋文，不过他认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寻思这可能是外国银行的支票。

再看那旧纸上的文字，勉强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份借款契约。

四年行乞生涯，使得这个十二岁的小叫花的阅历远比同龄少年丰富得多，他猜测刚才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家伙大概是个扒手，窃得了某个富人的钱包，把里面的现钞拿走后扔掉了钱包。

韦焕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按照借据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韦焕第的判断是准确的。

那个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钱福义，借据是他出借给朋友的一笔五千大洋款项的凭据，而朋友却抵赖拒还。

这天，他带着这份证据去跟律师见面，那张花旗银行的支票则是支付给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不料在电车上钱包失窃，此刻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叫花竟然把钱包还给了他。

钱福义大喜过望，拿来钱硬要塞给韦焕第。

这当儿，韦焕第显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谢，最好是给他一个饭碗。

钱福义当场拍板，让他进自己经营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徒工。

韦焕第脑子机灵，学了三年满师。

他凭着那份察言观色的本领，又结识了青帮的吴四宝。

青帮本就是漕运水手中的行会性秘密结社，原本就分布在北直隶一带，后来才发展到江浙沪地区。

吴四宝跟钱福义是同乡，由于汽车修理厂有机床设备，所以青帮私藏的武器一旦发生了故障，就由吴四宝拿到修理厂修整，需要更换零部件的则用机床设备自制。

枪支修好之后，由吴四宝带往郊外试枪。吴四宝每次试枪，都会叫上韦焕第。

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一对忘年好友。

1939年，吴四宝带了一批弟兄投靠治安维持会。

通俗的说，就是做了汉奸。

为了照顾自家兄弟，他把韦焕第也带了进去。

抗战胜利后，吴四宝又转投军统，依旧混的风生水起。

结果好景不长，没几年，解放了。

吴四宝被枪毙，韦焕第也被判了十年，所以没杀他，是因为他算是个技术汉奸和特务。

在治安维持会和军统里，他不参与具体行动，只负责开车和修车。

常威食指有节奏的敲击着桌面，思忖片刻，好奇道：“为什么他老板钱福义没事？现在宝隆汽修车还在经营，而且居然没合营？”

吴四宝是通过汽修厂和韦焕第结识成为朋友，宝隆汽修厂经常为青帮修理枪械，按说属于助纣为虐，后来政府怎么没找老板钱福义算账？

以镇反时的那股势头，他们应该是逃不了审查。

结果钱福义不仅没事，连韦焕第也只坐了十年牢。

“钱福义的身份比较复杂。”

“不会是我党的吧？”

“不是，他属于三开分子。”

常威瞬间明白。

三开分子，是对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都“吃得开”的角色的简称。

三方面都吃得开。

这部分资料不在档案里，范团儿只能娓娓道来其中关系。

钱福义确实为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最大的功劳是他动用私人关系，在解放前从监狱里花重金救出我党五十余人。

解放后，他还利用旧关系，为调查部继续提供潜伏特务的情报。

这些资料都是严格保密的，如果不是常威有特殊身份，他根本无从了解。

太多事情隐藏在历史洪流下，偶尔溅起的一朵浪花，就是个人平凡又璀璨的一生。

姜红霞坐的有些久，起身抱着胸站在餐桌旁，听完范团儿的话，她心里有了想法，“常威，车站和韦焕第相遇的那个人手里拿着电线厂的公文包，当天他们两口子死于触电，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