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林，一路珍重，痛击西贼，扬我国威！”

“承诸位吉言！”

京师外，长亭边，一群人正在向狄进送别。

不仅公孙策、王尧臣、范仲淹、韩琦等好友齐至，同属三司、馆阁的许多同僚，也一并前来。

正如吕夷简所言，河东局势不比陕西，既然前线有西夏异动，当断则断，万万不可拖延，因此朝廷的任命下达得极快。

狄进新的本官、贴职和差遣，下来了。

以本官正六品右司郎中，贴职天章阁待制，知麟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

嗯，馆职转为贴职，因为之前狄进还是在馆职上班，修撰《唐书》，现在的贴职，则是完全以他官，兼领诸阁学士及三馆职名。

为此，朝堂上又有一个短暂的争执。

正常情况下，以狄进的年龄和资序，首次外放任知州，本官应该就是正七品的太常丞、右司谏等等，贴职可以变为直龙图阁，最后权发遣麟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

是的，必须权发遣。

因为麟州知州，他是够格的，但河东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哪怕是副使，本官和贴职都不够。

陕西划分后的一路经略安抚使，都能被称为经略相公了，而河东路的重要性，又不是一分为四的陕西可比的了。

所以才要“权发遣”，这是宋朝复杂官制里的一种制度，当官员的资历不够深厚时，会在其职位前加上这样的字样，以示其资序低于正常情况。

具体来说，高职低就为“判”，平级的称为“知”，而差遣之前加个“权”字，就意味着资序低一等了，如果加上“权发遣”，意味着资序低两等，比如“以知县资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扩大高级官员的选任范围，使得资历不够的低级官员，有机会被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不拘一格用人才。

所以历史上在王安石秉政时，权发遣的官员是最多的，就是为了让年轻有为的后进之辈，在新法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现在仁宗朝前期，“权发遣”的制度同样存在，却几乎没人用，有朝臣提出这个办法后，还有不少人看好戏，毕竟这可不光彩……

然后他们就见识到了，什么叫简在帝心。

低职高就？

那简单啊，把职位也给升上来，不就匹配了么？

于是乎，狄进的本官晋升为正六品，贴职干脆是待制。

有人或许对馆职贴职的那一大堆什么修撰、直阁、待制、直学士、学士，不好区分，但从待遇上也能看出关键的划分。

拥有职名的人，可以领取贴职钱，即薪资补贴；

待制及以上职名的人，可以领取公使钱；

到了学士，则可以领取元随傔人衣粮。

银鱼袋，本就是赐予待制级别的高官所用，而狄进早服银绯，何必还要直龙图阁，作为来日擢升待制的根基呢，直接待制得了！

这也与时代有关。

待制在北宋中期，具体点说，就是仁宗朝中期开始，作为仅在直学士和学士之下的官员，是货真价实的朝廷重臣。

这样的官员如果犯错了，请罪外放，官家甚至要下诏慰留，示意中枢对于要臣的重视，然后待制级官员，再度上书请辞，官家才会批准，予其体面。

到了神宗朝，待制乘用的马鞍上，可以缝上被称作“金线狨”的金丝猴皮，号为“狨座”，后来黄庭坚有一句诗，“君当自致青云上，快取金狨覆马鞍”，就是描述的这种风光。

所以如果再晚個十年，到了庆历年间，朝廷有关官职资序的晋升彻底稳定下来，狄进是怎么都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任待制的。

而现在，首先待制的地位还没那么高，其次天章阁待制，恰好是天圣八年所置，以他官兼任，乃天子顾问，想要献纳自身见解时，可以随时提出奏对。

正如公孙策成为了第一任监察御史里行，狄进也由此成为第一任天章阁待制。

即便如此，以王曾为首的一众官员，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不过吕夷简也有话说。

正常情况下，能够出使辽国的，就至少是这个级别的高官，狄进此前使辽，不仅没有受到辽国君臣的轻视，反倒赢得了外交上的极大胜利，若非太过年轻，官职早就不止如今的区区三司判官，史馆修撰了。

现在，他将入河东，很可能会再与辽国一方的官员打交道，如果还是原职，辽庭岂不是要嘲笑宋廷埋没功臣？

何况不单是取笑，若是由此产生误会，觉得宋廷不加以重视，外交上的沟通，也会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

吕夷简所言有理有据，有功不赏，当然有失公正，可将资序不到者提至高位，日后难免有人援此为例，乱了升迁次序。

双方所持的观念，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