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的官员，负责民驿的传递，沟通物流，这可以带动地方贸易的发起。

教育的官员，负责基础教育的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这是一国之根本，可以提高综合国力。

医疗体系的官员，负责基层医疗，保证大乾的政治口号，救国救民，维系基层百姓的健康。

巡检官，负责治安缉捕，律法专员，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

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署专员，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

此外还有农业专员和商业专员，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楚行规划的公署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公署专员、巡检和农商专员，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

公署专员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专员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专员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专员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署，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楚行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楚行关于公署的设置，大乾内阁和六部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

将官府进一步推广到县以下的基层，楚行就是要将原本明朝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楚行。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楚行终于绕了回来。

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

大乾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

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富裕一些的行省，一地在伪明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在场不少官员是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淮安府、凤阳府之前明朝衙门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官场的时间久了一些，虽然执行力差了一些，但是好在看问题，其实相对于年轻的官员更加全面。

没等楚行说话，一名山阳出身武举人出身的官员，唤做陈启新，起身便反驳了他。

陈启新虽然只是个武举，但是其人颇有才华，在大乾攻占凤阳府时，被遴选为官。

甫一加入大乾，便上书楚行，认为天下弊病，科目、资格、行取考选。

文章洋洋洒洒，看的楚行颇为欣喜，认为这是天下少有的改革派，便调遣到了扬州，做了兵部给事中。

而其人做事，却是兢兢业业，便是胡爷也非常认可。

此时，陈启新便道：“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

伪明时，沿海的省份每年要缴纳将近三百万两银子，这还不够分？”

这事楚行自己就知道，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

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

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

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楚行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

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楚行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