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召开冀鲁豫根据地集体会议之后，除了各处机关迅速进行合并，冀鲁豫纵队所属部队陆续在菏泽、定陶、曹县沿线整训。

先前在太南和漳北地区调动兵力悄无声息，但是现如今却是光明正大的集结待命，双方局势一触即发，明眼人都知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在后方山城，老蒋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疯狂攻击八路军，污蔑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暗示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八路军。

军统特务头子文镪充当马前卒，积极联络苏鲁豫皖各地的顽军与以曲线救国投降日本人的伪军，意图与日军联手进攻八路军各个根据地。

同时，老蒋密电长治地区的24集团军、皖北的28集团军分别进攻八路军太南和冀鲁豫根据地。

八路军方面后发制人，在《冀鲁豫日报》、《黄河日报》、《延州日报》中先后发表关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内战的声明。

在这种严重的内战危机之前，延州方面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

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老蒋意图发动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另一方面要做好在军事上反击国军的准备。

随着舆论的发酵，美国人出手干预，民间团体极力反对，就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响，老蒋意图联合日军进攻我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然而李仙洲等部对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并未停止，其先遣部队第142师已经由亳县进驻陇海路以南的夏邑，随时跨越铁路进驻砀山。

前线形势危机累卵，指挥部的气氛也显得有些压抑，周维汉这几天一直在汇总情报，熟悉内外情况。

对于谭林举荐赵秉章担任纵队参谋长，周维汉依旧有些不解。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赵秉章同志不管是从能力上亦或者对各方情况的了解程度，都完全可以和你搭班子！”谭林说道：“另外我要提醒你，不要搞一言堂，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对他这么了解？我只是认为找一个熟悉的人更合适，毕竟可以减去很多麻烦！”周维汉解释道。

“你可不要忘了我之前是干什么的？好多东西都装在这里！”谭林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之前担任后方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军委副秘书长。

很多同志的档案资料都熟记于心，说是活档案都不为过。

“赵秉章同志在红军改编之初就担任115师作战科科长，在周昆同志失踪之后，总部任命赵秉章同志为参谋处长，实际上行使参谋长的职权。”

“从115师1939年春入鲁发展之后，他跟随部队转战四方，先后鲁西、湖西、鲁南、鲁中工作过，在各个根据地都很有人脉关系，有不少老战友现在都身居高位！”

“由他担任五纵参谋长，不管五纵在哪里，在与当地的同志交流之时会方便的多，你可以就偷摸乐去吧！”

与其他根据地不同，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定下的是先占太行，而后发展平原根据地，所以115师的部队最先是在晋冀两省活动，但是山冬地区在日军沿着津浦线南下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策划之下，成功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随时谭林又说起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当时山冬的武装力量足足有五万多人，但是各地游击队分散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战略上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部队编制亦不尽统一，缺乏骨干力量！”

“1938年初，时任山冬省高官的黎雨同志前往延州汇报工作，希望上级派一些干部和部队主力部队到山冬，以加强山冬抗战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上级欣然应允，前往山冬的干部还是我亲自挑选的，郭红涛任山冬省高官，但是黎雨等人被留在延州加强学习，直到1938年8月才返程，11月才抵达山冬，而115师师部以及343旅的主力部队直到1939年初才抵达鲁西！”

“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

经过谭林解释，周维汉了解其中的复杂关系，总之一句话，山冬根据地的情况很复杂，不知是在外部，在内部同样如此。

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我党内部同样存在分歧，延州方面的高层分歧，根源在老大哥那边干预过多。

而延州所代表的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同样如此，苏区与白区的党组织在国军的严密封锁之下，一直是两个系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一时间段，地方党组织与上级长时间失联。

山冬地区人民武装起义大多是由地方党组织策划的，其余则是当地有识之士响应起义。

按理说，上级应该早一步派遣主力部队到山冬去，一方面因为需要115师留在晋冀两省开辟根据地，另一方面则是山冬传统势力浓厚，导致异常排外，115师贸然进入山冬地区容易发生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