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解试水很深。

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从地方选拔士子。

一开始朝廷让州郡长吏监督解试，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长吏很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左右解试的结果。

所以朝廷也郁闷，有朝廷官员就批评说。

有的地方通过解试五次六次的考生，到京参加省试却连连落榜。他还以为其中有什么问题，结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那才叫写得稀烂，就算瞎几把乱写也不至于如此。

这样的废材是如何连续五次六次通过解试来到朝廷参加省试的？他希望地方官员能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

针对此举朝廷下文，一旦察觉诸科十否，进士纰缪的考生，一律规定不许再参加考试，同时严究发解官的罪责。

同时让监司监督州郡解试。

此举使得解试稍稍公平了些，但只是稍稍。

真宗时名臣陆轸曾干过这样事，解试完毕，名次都排好了。

陆轸跑到考试地方，一张一张卷子的翻开还口称道：“为何不见项长堂的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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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陆轸发现人家落榜了，并不在录取名单中。陆轸当即将项长堂的名次提为第一，将最后一名罢落。当时宋朝官员听说此事后，都觉得这操作没什么问题，还称赞陆轸是以文行取士。

确实在宋朝其实也不能说此举错了。

宋朝士大夫还有推崇乡里选举的遗风，这规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都是通过人来选拔人才，而不是考试的方式。

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

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考生多采虚誉，请托试官，本州只荐旧人，新人百不取一。

这与宋朝的国策是强干弱枝不符合，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

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兵权，还有人才选拔权。

从地方中选能士，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推崇乡里选举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誊录之制，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

嘉祐七年时，京兆府解试，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结下一生的友谊。

此举是否公正了？

必须承认是更公正了，不过拿真正能钻空子的人还是没办法的。

明清科举制度比宋朝更严密，但是科举舞弊大案却屡禁不止，大批官员考生为此都是前仆后继。

而就算看似公平了，还是不公平。

比如国子监解试不到两千考生，取六百名解额，录取比例在三比一。看似这个比例很高，但韩忠彦这样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别头试。

国子监的别头试录取率极高，可以达至两人取一人。

而太学生与广文馆生中官宦子弟极多，但凡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别头试。

好比一千名官员子弟参加别头试，那六百解额就去了五百，剩下八九百人争一百个名额。

如此无形就拉低了寒门子弟录取比例，不是三人取一人，而是五六人取一人，甚至就是八九人中取一人。

换句话说，这三取一的概率，有点我与雷军平均工资的感觉。

不过就算八九人取一人，也比福建浙江的解试好多了。

不公平可谓处处都有，或许有人会认为凭什么，官宦子弟参加的别头试录取比例这么高，大家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如此有公平可言么？

但在宋朝别头试反而保护了寒门子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故而疫情平息之后，太学生们即是忙活起来。

忙活着什么？

那就是忙着向知制诰，甚至有馆职的官员行卷。

因为以往国子监解试，都是由国子监主官自主解决，但淳化二年时，太宗皇帝即改派左司谏，直史馆谢泌领其事，从此国子监解试主考官都必须从三馆秘阁中选拔并成为惯例。

直三馆秘阁的官员那么多，没到考试前几天谁也不知道是哪位，故而都必须行卷过去。

故而章越，黄好义，范祖禹，黄履，孙过这几日都忙着将平日趁手的文章诗词抄写了好几份。

同斋五人之中范祖禹，黄好义参加是别头试。

没错，黄好义参加别头试，他的堂兄黄好信如今是新蔡县县令，他的伯父黄孝先官至太常博士，通判石州。

别头试标准可以划到官员的大功这一层亲属，到了神宗朝连门客都划入标准。

所以当初章越若给陈升之的侄儿当书童，也是一条出路。

范祖禹参加别头试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