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为在领导看不到的地方办什么，领导会不知道。

章越看看自己不在朝，下面人能将事情办成什么样子。

黄履在三司顶了王珪，甚至天子，他一点也不意外。他与黄履，韩忠彦的交情，都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

但吕惠卿在河东的猪突猛进确实是出乎自己的意料。

吕惠卿对事的判断，往往处于事情未明时。在众人还在迟疑不定时，反而是身在太原的吕惠卿，对朝局之事如此上心，表现得比自己更焦急。

这也令章越判断对了，要以静制动。只要你不着急，总有人会比你更着急。

反对对辽议和，又不是他章越一个人的事。

……

眼下这不是最要紧的，身在定力寺的章越，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抽身日常繁重的公务。

这也给了他一个思索未来之事，对日后进行布局的机会。

比如章越一直用力的‘宋a’。

宋a现在五支股票，还有盐钞交子茶引棉布等期货可炒，金融投机气氛颇浓。当然这也是朝廷如此一大项收入，还有一大项则是经章越改进后的盐钞和以及相当于后世银行官营质库。

这些都是在王安石熙宁之政时忽视的，特别是质库。王安石被认为是末业，他曾一度庆祝说，兼并之家在市易法的压缩下，现在只能落魄地去经营质铺了。

任何改革都要理论体系支撑。

王安石伟大之处在于，他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开变法之先河，并打破了士大夫言必称三代之制，从法先王到法今日。

这是熙宁变法能够成功的地方，而变法的实际操盘还是吕惠卿来办，吕惠卿在理论水平上不如老王，但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实操都堪称是屈指可数的天才。

可是王安石在质库，盐钞，交子这几样上都看走眼了，相反章越和吕惠卿都意识这可以给朝廷带来的巨大利润。

王安石变法说是‘民不赋而国用足’，其宗旨在于摧兼并，济贫乏。不过在实际上执行过重估计了价值中劳动价值，而忽视边际效用的价值。

但熙宁变法打击面过大，兼并家未必破之，但大量中产为之受累。

章越继王安石变法而为之，他采用了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为熙宁探索，元丰新政的理论指导。

地租理论就是将物品的价值分为了工资（劳动价值），利润（工资以外的余额），地租（工资利润以外的余额）。

工资对应是无产阶层，利润对应是资产阶级，地租对应是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

打个比方以眼下棉纺织业来说，雇工赚取是工资，纺织业主赚取是利润，而将土地和资本出租给纺织业主是地主阶级赚取的地租。

所谓的地租就是纯粹用资产赚取的利润。

章越是将民间工资利润的收入尽可能地分给民间百姓和企业主，鼓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劳动效率，而对土地和资本纳入国营或收以重税。

所以用理论指导变法，就如同做选择题一般轻松，你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比如说质库（银行）和交引所必须坚决国营或混营，既可以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阻止产生大资产阶级以动摇国本。

从熙宁的破兼并转为抑兼并。

逐步用国营的质库来取代司农寺设在各地的常平司来收取青苗钱，市易钱。除此之外，朝廷还是尽可能管住自己的手，不要赚取不属于自己的利润。

恰恰对于王安石看不上盐钞交子和质库的利润，朝廷必须绝对重视，绝对不能用杀鸡取卵的思维去经营。

比如章越任相至今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打击民间私铸钱币，伪造盐钞交子。二是禁止官铸当二钱当三钱，甚至当五当十钱。

众所周知如今是钱荒。

而钱荒之下历朝历代都有私铸货币的习惯，这不仅民间豪强在私铸，不少官员富商也在私铸。私铸货币和伪造，这都是严重打击了朝廷盐钞交子的推广。

而朝廷当五钱当十钱说白了都是从民间抢钱。历史上北宋为了支撑对西夏用兵，频频用此招数，官铸钱币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不仅严重打击官铸货币的信用，也使百姓怨声载道。

作为封建社会的纸钞，都知道交子和明朝的钱钞失败了，却不知道南宋会子却成功了。

会子也有官方滥发而疯狂贬值的日子，比如在隆兴北伐和端平入洛间朝廷滥发十几倍，导致会子一度要崩溃。

但南宋朝廷还算是重视货币信用，拿出真金白银从民间大量回购会子，又将货币信用给挽回来了。当然到了王朝末期，经济先于政权崩溃时，就算现代国家也是难免货币成为一堆废纸。何况现代国家还未崩溃，货币成纸也不在少数，包括不仅限于津巴布韦。

至少在南宋灭亡前，会子还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保障盐钞交子的流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