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不免当场辩论起来。

章越坐在上首默然听之。

这样的辩经，自己年轻时为臣时，还是很喜欢的。有参与国家大事讨论的参与感。

但如今则是很疲倦。

这东西在百姓身上是价值观，放在国家身上则是‘国是’。

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首先元丰中后期，因五路伐夏，及永乐城之战的缘故，官家决定在元丰末年调和一波，官家告诉蔡确，他要启用旧党，主动调和一下局面，补益新法，稳定政局，以免日后的政治动荡。

官家对局面早就有所预料了，除了蔡确。这时候的章惇也很单纯，除了营救苏轼，他还道，刘挚自被逐，不复异论。人岂不容改过？

当时刘挚、李常、孙觉等一直批评新法的官员，都已部分认同新法了。章惇认为这些人是可以抢救的。

不过旧党没有领情，在元佑更化，几乎所有的新党都遭到清算。

在更化之前程颢就很有预见性地说，其实只要朝廷将新法中弊端改了就好，不要搞区分党羽的一套，将新党全部罢去，但这需要有大魄力的人来办。

可是宰相中司马光有这实力，但他这人太固执了，吕公著有这见识，却没这实力。如此朝政就完蛋了。

程颢真是料事如神。

元佑末年高太后看情况不妙，再这样下去新党以后肯定会对旧党也进行清算。

她主动对新党大臣示好，称之元佑调和。可是当初打击新党打击得有多狠，后面的调和就显得有多可笑。

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让章惇复相。章惇已知政治斗争的残酷，自己对旧党手下留情，旧党却没留情，甚至苏辙还捅了自己一刀。

很多人对章惇说为相后千万不要报复。

章惇答允了，但上位后对旧党之报复，比元佑时旧党对新党有过之无不及。

有人说章惇是诈答应了，为相后暴露真面目了。不过章越想来，但宰相也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很多事由不得他。

就好比作者写书，下面读者各种意见，使作者也没办法按自己心意来写。因为这是你的基本盘啊。

章惇一则心底有气，二来没办法手下留情，与哲宗也脱不了干系。

最后到了徽宗即位，又来了个建中之政继续调和。调成不成，蔡京就大搞元佑党人碑。

有人说王安石要为宋亡背锅，因为是他开启党争先河。

熙宁变法自王安石而起，只是贬斥异论出外，好像没什么问题。

之后蔡确大兴牢狱，众人觉得有点不妥，但也可以接受。

再之后高太后将蔡确贬死岭南，坏了底线，之后章惇所为更甚，到了蔡京直接祭出大招。

从王安石，司马光，高太后到章惇，蔡京，好比一个人先斗嘴，然后吵架，再之后动手，最后拔了刀。

你说哪个步骤错了呢？

肯定是动手以后的步骤。

党争一起不死不休。

明亡于东林党。东林党何尝不是一群君子啊，可明光宗后这些人上台后都干了啥。

还有一群变色龙，熙宁元丰时一个色调，元祐时一个色调，绍圣时又是一个色调。

其中代表官员是杨畏，熙宁时是新党，元佑时是旧党，绍圣时又变回新党了，人送外号‘杨三变’。

如今这位杨三变已是被御史检察里行，正在台上言辞正激烈地维护新法。

期间还有比较中立的邢恕等出言，邢恕非常‘理中客’的样子。

邢恕也是奇葩，元佑年时居然想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大家都给我邢恕一个面子，不要再吵了。

结果第一个被贬出京的就是他。

章越看着台下的章惇、林希、邢恕、杨畏、苏辙、陈瓘……

历史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还没有发生。他们还不知日后那场党争的残酷，也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命运会在党争之中扭曲到什么样子。

章越看着台下坐在章惇身旁的林希，这位他与章惇，还有苏轼共同的好朋友。

历史上章惇贬斥苏轼苏辙的诏书正是出于对方之手。

林希写罢诏书，他掷笔在地大哭道：“从此坏了名节。”

章越记得与林希，章衡当年在昼锦堂读书的日子，日后谁也没料到有这一幕。

这时陈瓘起了身。为了陈瓘能有恰逢此会的资格，章越突击提拔对方为史馆修撰之职。

陈瓘道：“方才所争的熙宁之政是非对错之别，其实不过是所处所见不同。”

“天下之政便如乘舟一般，偏重而行可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两边只有各安其位，明白这个，舟方可行。”

“熙宁之政过于偏重，故我等商量稍稍补益，有何不可。”

陈瓘说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