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泽之战”后，吴越力量对比发生实质性变化。吴国的琵琶骨被控制，七筋三脉被打断，只能苟延残喘，靠仅存的一口气勉强续命。

事隔三年，越王再次亲率大军讨伐吴国。

听闻越兵前来，吴国上下震恐，人心大乱，吴王是一筹莫展。“笠泽之战”爆发前夕，吴国遭受十年不遇的干旱，作物收成只有丰年的三成，饿殍遍地，叫苦连天。旱灾叠加多年征战国库空虚引发的民怨沸腾，可说是给本已不济的吴国经济雪上加霜。

若是那场战役打赢了还好说，输家赔钱赔奴隶，吴国还能借机发笔小财。谁知天命难违，偏偏大败，损兵折将，伤了元气，卧床不起。

经济、军事接连挫败，整个吴国气氛低迷，弥漫着一股绝望悲观的气氛。军队也无心作战，名将有的战死，有的病亡，一切都展露出穷途末路的景象。

昔日的老虎成了病猫，从前温顺的绵羊掀开皮囊竟是条大野狼。大野狼来势汹汹，剑指病猫咽喉，病猫被野狼气势震慑，早已无力反抗，只能尽力躲藏，以求保命。

越兵到达吴国都城，排开队形，严阵以待，准备迎战吴军。他们失望了，吴国关闭城门，拼命死守，任凭越国如何辱骂，只是一声不吭。越王勾践站在城门前，嘴角带着一丝冷笑，仰望这座城池，一股骄傲从心底升起。

一只被呼来喝去的绵羊，并非偶然捡到武学秘籍或是上古修仙得道的奇书，突然摇身变成爪牙锋利的野狼，而是数十年养精蓄锐席不暇暖殚精竭虑修炼而成。

可怜不可一世的猛虎，低估了绵羊的决心，自作孽拖垮了身体，绵羊才有机可趁。

城门是吴王最后的倔强，在越王看来，则是吴王仅剩的尊严。他不着急，一时半会拿不下也没关系。报复的最高境界不是一刀将对方毙命，而是慢慢放血将其折磨至死。吴王越是惊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担惊受怕越王越是享受，唯有如此，那些年他在吴国受尽的凌辱才能消解抚平。

越国围攻吴国的消息传到绛都，朝野反应都很平淡。吴越相争二十多年，终于要决出胜负，众人都是抱着看戏的心情等待结果，以便快速离场，赶去听下一出戏。毕竟是淮水以南两个国家的爱恨纠葛，跟远在北地的晋国关系不大。

可是，赵毋恤的心情却非常低落。

吴国与晋国唯一一次会盟发生在七年前的黄池，那个时候前往结盟的是父亲赵鞅。如今，吴王被困，父亲也

赵毋恤的泪水涌出眼眶，滑过鼻翼，流入嘴角。

爹已经不在了

赵鞅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离世的。他走得很平静，并未经受病痛的折磨，只是离开前几日有轻微腹泻，大夫开了几副药，吃下去缓解许多。本以为和前面几次一样，药到病除，很快就能恢复。没想到，某个夜晚，忽然腹痛不止，众子女围着守了一夜，终究还是没能把他留住。

那天，骄阳似火，烈日中天，恰逢末伏第一天。

赵鞅的一生，如同离开那天的天气——酷暑难耐，烈焰难挡，隔着衣衫草帽皮肤仍然灼热，若是暴露在阳光下，可能随时会被点燃，浑身着火。比之于赵盾，他的所作所为更酷烈果决，当然，他的成就也远在赵盾之上。

赵盾之所以登上“六卿”顶峰，有因缘时会的造化，也有赵衰推位让贤、凡事甘居人后的仁厚宽和积累的财富人脉助力。赵鞅能当上正卿，则更多来自于他自身的谋划进取，父亲赵成走得太早，没有留下太多可资仰赖的财富。

赵盾所处的时代，是晋国在中原大放异彩的年代。晋楚争霸如火如荼，维系晋国霸业是身为首席执政兼中军元帅的首要任务。在这一点上，赵盾可说是不辱使命。

可是，他的过失也不少。

立储问题上优柔寡断，以致于与秦国结下血仇，之后数年双方数场战事，皆因他而起；一日杀五将，震惊朝野，行事太过残暴；先克之死，虽然跟年少轻狂傲慢无礼蛮横冲动有关，赵盾的责任也是显而易见的。

身为叔父长辈，赵盾应该适当给权扶助先克成长为要，之后再慢慢委以重任。而不是为了报答先克对自己的支持，让二十岁不到的他任职中军佐。年轻识浅却手握巨大的权力，一言不合就凌人欺压，胡作非为，最终树敌太多，招来杀身之祸。

晋灵公被弑，身为执政，赵盾应该负责追究责任。可是他却保持沉默，明眼人都猜得到是赵朔行的凶，赵盾的态度显然是有心庇护自家人。史官董狐说的对，赵盾有弑君之罪。因为赵朔所为，目的是报复晋灵公，完全可以理解成赵盾的授意。

赵鞅所处的时代，晋国霸业从日薄西山到几乎不再提起。后期即使有，也是跟郑、卫、鲁三国的吵吵闹闹，或是跟齐国横眉竖眼，再没有从前跟楚国争雄的气焰阵仗。

赵鞅面对的主要矛盾是晋国各卿族的明争暗斗，兼顾平王室之乱，有时是卫郑不听话，率兵恐吓，一展大哥威风。

“亟治之难”，赵鞅有难以推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