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齐国最大的家族田氏家族的宗主田乞去世，其子田常继承家业，顺带成为齐国实际上的主事人。

此役，国氏、高氏均担任要职，田氏虽派出人选，只是辅佐，难道是田氏想借故收买人心，特意把自家人排在后面？非也！战场上刀枪无眼，吴国又风头正健，锐不可挡，齐国不久前又刚输给鲁国，方方面面都在暗示，这场战役齐国是凶多吉少。

所以，田常想好了，以保卫家国之大义，号召众人为国而战，尤其要把能与田氏抗衡的国氏、高氏拉下水，借此削弱他们的家族势力。虽然如此，关乎国家兴亡，田氏不可能不出一兵一卒吧？思来想去，只好象征性的派了两人，作为副将出征。

出征前，田常拉过弟弟田书的手，动情的说道：“若是你不幸为国捐躯，哥哥便可在齐国得志了。”

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田书的作用是作为榜样引领他人，无论输赢，皆要拼死力战。最好是战死沙场，成就个人名声的同时，整个家族也能因此受益。换句话说，田书就是整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这是家族的决定。他若死，国氏、高氏战死便无话可说，毕竟，田氏也做了牺牲的。

普通百姓眼中的保家卫国，在利益集团看来，纷繁复杂得多。家族利益始终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斗死政敌比杀害敌人重要得多。上了战场，死的是奴隶而非家主。只要我在任上，就要我的相关利益最大化。国家存亡，百姓死活，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世时，极尽奢靡残暴专制任性，反正终将卸任，任它后世洪水涛天。

相对而言，吴国才发家一百年，并未形成权倾朝野的几大家族，吴王如银盘始终紧握权力，朝臣则如流水来来去去。

得知此行的任务，田书不禁悲从中来，他忍着眼泪对哥哥承诺道：“愚弟此去，只闻鼓声，不听金鸣，要么胜，要么死，绝不负兄长所托。”

堂弟田逆也收到同样的嘱咐，得知使命的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神色悲戚，吩咐所有部将和他一起，嘴里含玉。

依照周礼，逝者在下葬之前要嘴含某物，俗称“压舌”，又称“玉琀”。作为丧葬制度的一部分，压舌之物因死者身份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汉文学家刘向在《说苑·修文》中写道：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玑，士含贝，庶人含谷实。

为什么地位尊贵者要口含珠玉呢？因为珠玉坚固不朽，达官贵人想借其喻意保尸身不腐。

活人含玉，可见是抱着必死之心征战沙场。田氏尽管地位显赫，仍是卿大夫阶层，明目张胆的含玉，可见早已不把君臣尊卑放在眼里，也从侧面反映其司马昭般的狼子野心。

抛开这一点，田家两兄弟的表现对士气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

下军主将宗楼与副将闾丘明互相勉励，加油打气，他们还跟部属军士一道，聚集发誓，把为国捐躯作为众人的荣耀。

中军将领公孙夏则命令他的部下跟他一起合唱《虞殡》。“虞殡”是送葬歌曲，此时歌咏一首送葬的挽歌，意在为自身悼往告哀，其中的悲壮不言而喻。

上军将领东郭叔拿出随身携带的宝琴，派人去送给自己的知音好友著名音乐家弦多，托人带话道：“听说一个人打了三次仗，总有一次战死，此役已是我的第三仗，看来你我不会再相见了。替我保管爱琴，愿君珍重。”

就这样，齐军的上空被一片悲壮凄清、哀婉凄凉的气氛笼罩。明明是两雄角逐的争霸战，到了齐国这里，仿佛扭转国运的殊死一搏或是成败存亡的至胜棋局，到了此山便再无转圜板上钉钉锁死结局。

或许，这正是田常的高明之处。以区区两位兄弟为杠杆，把视死如归的精神由点到面发散，迅速蔓延至全军。此役若胜，田氏居首功，将来封官晋爵，为所欲为；若是败了，田氏也算是燃烧了自己，不遗余力的为国赴难，没有辜负国君所托。

纵然两位弟弟战死，他们带头捐躯赴国难，也是死得其所——牺牲他二人，幸福田氏千万子孙后代。

反观吴国的气氛则大大不同。

出征前，越王特意前往拜见吴王夫差。得知吴王要北上与齐争雄，越王是极尽溢美称颂之辞，把吴王夸成英明神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神，吴王是乐得合不拢嘴。不仅如此，为表忠心臣服，除了赠送宝剑美食给吴王及其僚属，越王还大方派出三千精锐随吴王出征。

对志得意满的吴王夫差而言，此役从一开始就十分顺畅。出征前有属国恭敬表忠，又兼厚礼甲兵，出征时又有鲁国一往无前，随侍左右。两军会合后，很快又势如破竹，一路报捷。

任何事业，好的开局都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对人的心理暗示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攸关生死的战事。

既然旗开得胜，吴国当仁不让的率先发起进攻。

首先发难的是上军主将胥门巢。说起此人，先不论他战斗力如何，他的姓氏就是个话题。

胥门是他的姓，巢是名，而胥门却是城门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