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叔孙氏宗主叔孙州仇曾当着朝廷大臣的面这样评价子贡：“贤于仲尼。”此话被子服景伯听到，转告给子贡。

子贡听后，不以为然道：“以宫墙作比，赐（子贡的名）之墙只有肩高，站在墙外一看，房屋美好尽收眼底。夫子之墙高有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则不见宗庙的富丽堂皇，各间房屋的绚丽多姿。得其门者少矣！叔孙武叔所见，实属正常。”

这就是“万仞宫墙”的典故。由此可见，子贡之能，不仅语言犀利，口若悬河，他的应对得体还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政事经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因此居功自傲，反而非常清醒的面对不虞之誉，认清自己和老师的差距。

“孔门十哲”中，擅长政事的只有两人：冉有、子路，子贡并没有包括在内。孔子对三人的评价归结为一个字分别是：艺、果、达。

冉有之艺，即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子路之果，即坚毅果敢、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子贡之达，即明理通达、通晓世事、人情练达。

从孔子的评价来看，冉有、子路擅长从事具体事务，治理一邑或是委任一事。只要肩负责任，他们定会想方设法，用能用力达成。子贡所长，更像是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外交家，而非一邑之宰、一县之尹所能比肩。

受考核科目所限，子贡的格局器量被“言语”掩盖，他的其它才干被忽略。除了学业、政事上的骄人成绩，子贡为世人熟知的还有他高超的致富能力。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耗费相当多的笔墨记录了孔子的这位弟子。司马迁说，子贡善于观察市场行情，在曹、卫之间来往经商，孔门七十二贤中，子贡最为富有。

孔子的另一位徒弟原宪居住陋巷，茅屋破牖，食不能裹腹，子贡则出门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轩车，携带束帛厚礼聘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用君臣之仪。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名扬天下的原因，有部分来自于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并将之称为“得势而益彰”——得到形势之助，名声更加显著，锦上添花，好上加好。

这个譬喻不禁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他被人熟知源于他是柏拉图的弟子，而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可是，他的轨迹跟子贡不同。他没有止步于老师所教授的知识，而是在与之发生分裂后，独自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身为亚力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其灌输政治、道德、哲学方面的知识，未来成为马其顿国王的亚历山大大帝对科学的关注，对知识的尊重，皆来自他的教诲。

若是在中国，成为帝王之师，许多人都会安享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利用跟帝王的关系，为子孙后代谋取更多的政治筹码，积累权力财富。

亚里士多德则不然。他离开国王，回到雅典创立学校，传道授业。他反对刻板的教育方式，跟学生一面散步林荫大道，一面传授知识，后人将其学派称为“逍遥派”。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如是做。

他一生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他从事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物理、逻辑、生物、美学等等，他笔耕不辍，留下四百多本著作。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丰富发展了哲学的分支学科。

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他之后的所有西方哲学家。

两相比较，子贡在学问上的成就，更侧重于维护孔子的权威及其思想的正统，却少有颠覆性的创造。

当然，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生长其间的人的发展不同，只能客观看待，坦然接受。

不同于专注学术的亚里士多德，子贡在商业领域积累的名声大大超越他的“言语”功绩。他留下的诚实经营的经商风气，被后世称为“端木遗风”，他也因此被称为儒商始祖。

这与后世甚嚣尘上的“无商不奸”形成强烈对比，并昭告天下，经商也可以诚实合法，双赢互助，而非损人利己，偷奸耍滑。

与他有关的典故，除了“万仞高墙”，还有“子贡赎人”。

话说当时的鲁国，由于失去土地，许多人流落他乡，卖身为奴，出现大量田地无人耕作的窘境。于是国君下令，如果有人把这些人带回来，可去国库报销赎金之外还另有赏赐。

子贡财大气粗，把人解救之后直接交给朝廷，不去领取赏金。

孔子得知此事，摇摇头，对子贡的作法表示不赞成。

孔子说道：“赐（子贡的名），你这样做是欠缺考虑。自今以后，就无人再替流落异乡的鲁国人赎身了。你收下赏金，并不会有损你的德行，可是你不领赎金，成为示范，无人敢领赎金，自然不会有人再去赎人了。”

孔子的这段话，流传至今，成为让道德接地气最具说服力的说辞。

道德标准定得太高，违备人伦，与人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