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铁之战”结束后，赵鞅带着伤回到绛都。

没有得到齐国援助的士氏已危如累卵，正在苦寻他路。

赵鞅命军士休养，暂时休战。战场上歇息，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止削弱对手。要想消灭敌人，除了正面迎战，也可以主动上前，绕开主力，剪除其羽翼。

这是两大家族出走后，晋国由被动化为主动的转折点。

赵鞅调整目标，向周王室发难，以其为士氏提供帮助为由，威胁王室要付出代价。

王室无奈，只得杀人交差。苌弘被杀。

《庄子·外物》有这么一段：“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后世，“苌弘化碧”化为成语，用来形容正直刚烈，为了正义事业却受冤抱屈。

为何赵鞅要逼迫王室？为何王室要杀苌弘？说来话长。

先说说苌弘这个人。《淮南子》是这样形容的：“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由此可见，此人博学多才、知星相、熟地理、通音律，才华盖世，非常人可比。据说孔子曾特意去拜访他，向他请教韶乐与武乐的异同。

凭借出色的才干，苌弘在周王室大臣刘文公手下任职大夫。他的主要职责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预测吉凶。他深受王室信任，任职近半个世纪，可说是德高望重的王室重臣。

虽然没有位极人臣，历史上给予他的评价却很高。庄子这样评价他：“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故四子贤，而身不免乎戮。”与关龙逢、比干并肩，可见一斑。

可是他并非直接为王室服务，而是通过刘文公。

刘文公与单穆公是周王室的两位世袭重臣。“王子朝之乱”时，二人站在嫡长子王子猛一边，得到以晋国为首的诸侯国的支援，最终，王子朝被杀。刘文公与晋国第一大族士氏世为姻亲，苌弘作为其手下的重要谋臣，自然被归为士氏亲友团的人物。

早已礼崩乐坏，苌弘仍然主张复兴周礼，尊崇王室。从王室的角度来看，苌弘是忠臣义士。可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属于逆潮流而动，失败是注定的。毕竟，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苌弘选择做裱糊匠，也是他的自由。

两大家族背叛晋国公室，属于谋反忤逆。作为王权的维护者，应当也是君权的拥趸。因为诸侯国是周王室的地方机构，诸侯行使的是周天子授予的权力。

可是，刘文公却在背后帮助两大家族出谋划策，苌弘又是他的首席谋臣。苌弘替两个家族谋划，目的是助二族打倒晋国公室，将来可以分战果的一杯羹，还是被动的报答刘文公的知遇之恩，不得不替他的姻亲谋划？

无人知晓答案。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苌弘跟两大家族的所作所为脱不了干系。

这么一看，苌弘被杀，罪魁祸首不是赵鞅，而是刘文公。

虽然赵鞅指名道姓要苌弘背锅，其实是直指他身后的刘文公。刘文公为了自保，只好牺牲苌弘。说白了，苌弘才比天高，对刘文公而言也不过是颗有利用价值的棋子，威胁到切身利益时，只能弃车保帅。

刘文公是天子重臣，按照西周礼制，王的卿士位同诸侯。赵鞅再霸道，仍是晋国的卿。算起来，比刘文公低了一个量级。于礼，他不能直接对他发难，所以，苌弘成了替罪羊。

如果地位允许，赵鞅对刘文公兴师问罪是合理合法的。为叛军出力相当于与晋国公室为敌，赵鞅是负责平息两大家族叛乱的主帅，他的行为代表的是晋国公室，并非挟私报复。

再者，赵鞅跟刘文公也好，苌弘也罢，并无私人恩怨。

这么一看，从前我们读的书籍，总是评价苌弘是忠臣，投身正义事业却被蒙受冤屈，似乎言过其实。

难道替两大家族密谋如何推翻国君是正义的事业？就算卿族势力崛起，公室微弱是事实，国君仍是晋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苌弘的正义是维护王权，他的死则是缘于做了不正义的事。他言行相背，有何值得歌颂之处？他的冤，主要是跟错主子，被主子利用完就被出卖。

他还没有董安于冤。董安于是自杀，但是他被加诸的罪行却称不上是谋反作乱，顶多算自保。智跞点名道姓要他的命，赵鞅却从来没有打算放弃他，只是他明白，为了赵家，他不得不死。董安于是死得其所，苌弘则是所托非人。

周王室的账算清了，赵鞅的注意力又回到朝歌。

朝歌是两大家族的根据地，他们在此耕耘多年，实力稳固。赵鞅率领军士围绕此地反复进攻，始终无法拿下。

常言道，没有攻不破的城墙，只有不努力的将军。经过“铁之战”的洗礼，赵家军已脱胎换骨，非昔日阿蒙。在朝歌碰壁多次的赵鞅，积累了太多郁气，同时也激发出许多一定要在此立功的斗志。

公元前492年冬，休养大半年的赵家军再次出发，开赴朝歌。这一次，兵力充足，有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