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不出董安于所料，派籍秦包围邯郸之后，中行氏就开始拉拢士氏对晋定公展开了游说。

听闻外甥被赵鞅杀害，中行寅大为光火，他把此事解读为赵鞅对中行氏的挑衅而非赵鞅声称的处置“自己人”。中行氏跟邯郸氏的交情自结亲之前已经非常密切，此后更是亲上加亲。反观赵鞅这边，最近三代跟邯郸氏来往已经非常少，更不要说所谓的血缘关系已经超出五服。

赵鞅因为人质推迟归还便痛下杀手，在中行氏看来更是无事生非。本来中行氏跟赵氏是相敬如冰彼此不相关，赵鞅在挥刀一刻竟全然不顾及中行寅跟赵午的这层血亲，若说他不是故意激怒中行寅都说不过去。

中行寅跟士吉射是儿女亲家，亲家的外甥被无辜处决，士氏怎能视而不见？赵鞅向来强势，行事特立，早已令士氏不满，只是双方并无实质性的利益冲突，没必要生事，也就罢了。如今是赵鞅无礼残暴在先，别怪士氏借题发挥。

籍秦出发前，中行寅特意交待过，对邯郸氏要以礼相待，切莫动武。同时，还叮嘱籍秦，耐心等待，他们会努力把风向调转，把火引到赵鞅身上。

他们找到晋定公陈说，重新界定事件的性质——

赵鞅杀赵午，乃是不请示国君动用私刑处死晋国大夫，属于擅自挑起祸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赵鞅的“始祸之罪”就是板上钉钉。既是有罪，理应接受处罚——诛杀赵鞅明正国法。

对晋定公而言，这个决定太重大，他下不了决心。今日的晋国国君，无法跟“一日杀三卿”的晋厉公相比。公室积弱，国君没有杀伐的坚毅果决，只求平衡各方坐稳君位。

晋定公两边都不想得罪，首鼠两端，犹疑不决。

偏偏站在面前的两家咄咄逼人，由不得晋定公一口回绝他们提出的请求——两家出兵，围剿赵鞅，为公室解忧，为律法正名。

一方面是两家的威势紧逼，一方面是自保求生的本能，最后，晋定公选择了——沉默。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搏奕中，赵鞅选择缺席，懒得辩解。他的傲慢让他失去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天平已然倾斜。相反，盛气凌人的两家步步逼迫，口沫横飞，争分夺秒，终于赢得胜利。

虽无晋定公的口头命令，但也没有明确禁止，两家抓住难得的空隙，马上将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行动——组织人马杀到赵府，将赵鞅一网打尽，替赵午报仇。

兵贵神速——在两大强族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的催动下发挥到极致，赵府很快被人马包围，密密层层，坚如铁桶。

赵鞅终于意识到他的天真并没有随着童年的逝去一并带走，政治上的幼稚比失去稚子的单纯后果严重得多。

如果不做任何预案，整个赵府将无人存活——两大家族派出的兵力合起来是赵氏家兵的三倍。

幸好，董安于提前把部分家兵安排到城内某处待命。待两家人马到时，他们闻讯赶来，很快便解了围。正要喘息，更惊人消息传来——既然风向已经转了，邯郸氏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自然不必承受官军的围困，籍秦接到中行氏的指示，正快马加鞭的朝赵府赶来。

本来能解围已是侥幸，毕竟两家本是胜券在握，没料到赵氏竟有奇兵安插在外，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抱头鼠窜。一旦援兵到来，形势便会逆转，赵氏很快又会处于下风。

于是，赵家人马在赵鞅和董安于的带领下匆匆赶往晋阳，喘息待定，徐图再战。

赵鞅的出走，虽保存了大部分实力，不至于族灭身死，却造成了另一个可怕的后果。

两大家族发兵，再加籍秦率领的官军，两股兵力光明正大的讨伐赵氏，背后的意味很明显——向世人宣告，赵鞅是“叛”臣、“乱”臣。既然如此，赵鞅的家兵就成了政府军的对立面——叛军。赵家的反抗就成了“拒捕”，后果除了诛杀，不作第二种可能想。

晋阳城遭到了政府军的猛烈攻击，官兵在城外筑起壁垒，挖起壕沟，势要攻陷晋阳城，把赵氏杀个片甲不留。

城外的人得意洋洋志在必得，胜利的号角眼看就看吹响。无论是政治立场或是军事实力，两大强族都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赵氏的覆灭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城内的人心急如焚望眼欲穿，期待救兵前来。期望有人在国君面前为赵氏争取反正的机会，洗清“反叛祸乱”的罪名。只有双管齐下，赵氏才能地位不变，前途光明如昔。

水滴在刻漏处一点一滴的下坠，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有人稳如泰山，有人度秒如年，有人在暗暗谋划坐收渔翁之利，有人在费心奔走

除了涉事的三家，局外人中最重要的角色非中军将智跞莫属。

全城都知道两大家族在围攻赵家，身为军政首席的他竟然没有提前得知此事，两家是把他视同空气吗？尤其是中行氏。攸关自家亲属的生死，他们肯定是冲在最前面，士氏不过是跟随者。

中行寅这个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