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对鲁国而言是浓墨重彩的一年。大圣人孔子出任大司寇，并以相礼身份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面。

这次会谈的背景是——齐鲁两国纷争不断（大都是齐国侵占鲁国的地盘），为了顾及霸业，齐景公主动提出愿与鲁国修好，鲁国也有意和解。

有求于人，可以威逼强迫，也可以直陈利弊让对方取舍。偏偏齐国仗着国力强大，不屑以礼相待，欲要劫持鲁侯达成目的。

之所以出此下策，一方面是对鲁国的轻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陪臣是孔子。

众所周知，孔子并非鲁国宗室，也不是豪门大族的世袭勋略。一介布衣出任鲁国大司寇这个要职，外界不以为然也是情有可原。

作为齐景公的陪同亲信，齐国大夫犁弥认为，孔子顶多是个腐儒，只知之乎者也周公之礼，是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木头。

由于这种偏见，齐国单方面将这次会谈设计成了“鸿门宴”。

宴会开始，齐鲁两国国君依礼相见，揖让登台，随行人员则站在台下静侯听命。接下来是奏乐，齐国方面要奏“四方之乐”。音乐一响，数十名齐国莱邑人手持武器，美其名曰起舞助兴，时则是看齐侯脸色——一旦收到进攻的指示，他们便要一哄而上把鲁侯围住当成人质。

站在台下的齐国人倒是冷静，毕竟他们有预谋有组织。鲁国人则面面相觑面如土色。

关键时刻，孔子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他把随行武士叫过来，命令他们保护鲁侯。随后，他登上台，义正辞严的指责齐侯。

孔子大声呵斥道：“手持武器并非待客之道，难道齐国都是这样对待与之会面的诸侯的？边远不谋中原，夷狄不乱华夏，臣虏不犯盟会，兵器不逼友好。如果违备这些宗旨，鬼神不容，于德有亏，于人为失礼。身为大国之主，料想齐侯定不会出此下策。”

孔子的一席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齐国君臣都心虚的低下头，齐景公不得不下令武士下台。

接着，齐国仍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到了签订盟约的环节，齐国单方面在盟书中加进这样一句话：“若是齐国军队出境，鲁国不出兵车三百乘随从，将依盟誓受到惩罚！”

孔子闻言，马上作出反应。他上前对着齐景公作揖，正色道：“齐国如不归还我汶阳之田，而要我国听命，亦复如是！”汶阳之田本是鲁国的，齐国却强行据为己有，故此孔子才将此事拿出来堵齐国人的嘴。

两次耍小聪明都占不到便宜，齐景公既失望又惭愧。为了改善与鲁国的关系，齐国只好履行盟约，把从前侵占的鲁国汶阳地区的郓、灌、龟阴三个邑归还鲁国。

夹谷之会，可称得上是孔子亮相诸侯的政治首秀。在这场与齐国君主的博弈中，孔子的表现可圈可点。

首先是有智谋、有胆识。更难得的是，没有初登要职的青涩生硬，相反，他胸有成竹，应付自如。他心系君主安危，一心维护国家利益，以小对大毫不退缩。为鲁国挣得了面子，收获了里子——收复了失地。

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愈演愈烈，小国被蚕食鲸吞生存空间愈见逼仄的情势下，“夹谷之会”可谓是一股清流。

身为小国要员，一举一动都事关重大。相比大国，小国的容错率更低，某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很可能就会引发政治海啸，导致局面无法收拾。

譬如从前鲁国发生的“庆父之乱”——庆父凭借一己之力杀死两位鲁国君主，把鲁国搅得乌烟瘴气，局面一度失控。

小如蔡国，因为一时之忿，投靠吴国煽动其伐楚替自己报仇。楚国都城是破了，却未灭亡。而今是休生养息，待到猛虎伤愈，等待蔡国的将是疯狂的报复。

正因为腾挪空间狭小，身为小国的外交人员，可说是任重道远。一代贤相子产就是以擅长在大国之间斡旋著称，在他执政期间，郑国的外部形势一片大好，子产功不可没。

照此来看，孔子陪同鲁定公的此次出访，是一次成绩优异的外事活动。他向世人证明，满腹经伦的书生不只会掉书袋，他们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跟他们的课业同样优秀。

当然，此时的孔子，虽满腔抱负，仍然处处受到掣肘。他之所以能任此职，托赖“三桓”中权势最煊赫的季孙氏的赏识。

此时的鲁国，孔子的存在如同清朝末年的李鸿章——裱糊匠的作用。他在艰难的为鲁国争取可能争取得到的尊严、领土，而他自身的前途命运，全都要看季孙氏的脸色。

只要不触犯“三桓”的利益，允许你施展个人才华散发迷人的魅力。如果越界，离开的只能是你。“三桓”已经雄霸鲁国政坛十世，地位牢不可摧，除非外敌把鲁国吞并，否则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三桓”是铁打的银盘，孔子只能是流水的兵。

当然，“三桓”也并非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以阳虎据费邑反叛为开端到侯犯凭郈邑叫板家主，有点类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