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主说的是他对邓析的处置？”董安于恍然大悟。

赵鞅点点头，说道：“铸刑鼎由子产首开先河，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之后就是我和中行寅征铁铸鼎，将律法公之于众。邓析所为，不过是将铸鼎改为刻于竹简之上，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实在可怜。”

两人所说，乃是郑国大夫邓析制竹刑一事。

正如赵鞅所说，邓析所为不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不过是律法的载体从鼎变成竹简，为何竟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呢？

“有种说法是，邓析所制刑法并未得君命所授，故为私造，忤逆犯上，所以被诛。”董安于说道。

“诛其人却用其刑，绝非劝贤治国之道。”赵鞅说道：“据称，这部刻划在竹简上的律法在郑国广为流传，郑国上下并未就其内容有所质疑。既是没有质疑，便算是认可了其合理性，没有理由将起草者诛杀。”

“宗主所言极是。”董安于先是点头，接着皱眉道：“恐怕是引发了国君世族的不安，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此事我略有所闻。”赵鞅低头想了想，说道：“据说邓析其人博学广识能言善辩，结交甚广，不分贵贱尊卑，但凡投缘便结交为友。在他将律法一笔笔刻划时，早已烂熟于心。平日里，他也会与人高谈阔论，积极传授。律法经他之手，大显神威。”

“他还招收门生聚众讲学，纵横捭阖，比较分析，并将弟子分组，就同一件事正反深浅的挖掘，相互攻讦。这样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参与者和旁观者。许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为求知，有的为看热闹，挤得街道闾巷熙熙攘攘水泄不通。”

董安于也接收到许多关于邓析在郑国传法的消息，说起来是如数家珍。

“他的影响力日甚一日，很快便成为郑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说着，赵鞅忍不住笑了笑，“这个邓析头脑倒是灵活得很，一开始他还无偿替人排忧解难，写诉状打官司。后来，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便开了价码。”

“按照案子的复杂程度，大案收一件外衣，小案收一件襦裤作为报偿。即便如此，拿着衣裤前来询问的人仍是络绎不绝。”董安于也笑了笑，说道：“不知羡煞多少追名逐利却屡屡败走者。”

这样一看，律师行业的开山鼻祖就是邓析无疑。在两千五百年前那个封闭逼仄的空间中，竟让他杀出一条金灿灿的名利大道，在帮助平民实现有限的公义的同时又赚足了眼球，他的聪明机智实在令人佩服。

“最出名的一个案例足见他的诡辩狡猾——”赵鞅轻咳一声，说道：“说是有次洧水涨水，有一富人溺水而亡，家人着急寻找他的尸身。听说有人打捞到，富者的家人想花钱赎回，打捞尸身者却要价甚高。”

“富人去找邓析，邓析让他不要着急，因为他是唯一的买主，不可能卖给别人。富人听了他的话，不再提赎尸之事。过了两日，捞尸的人沉不住气也去找邓析。邓析也让他不要着急，因为尸身的家人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买尸体，只要他耐性等待，对方一定会来找他。”说完，赵鞅摇头大笑。

“如此一来，事情便陷入僵局根本无法解决，本来寻求帮助的人反而被困住了。最终，邓析却收了双份报偿，成为最大赢家，真是个精于算计的讼师。”说完，董安于与赵鞅相视而笑。

“持两端之说，辩词无穷，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治国者以为此风一起，势必引起民心多变，动摇国本。所以，他们才决定痛下杀手。以为杀邓析便能定民心，明是非，正国法。其实不然——”赵鞅大不以为然，“竹刑已被保留并流传，杀邓析是适得其反，无非是昭告世人治国者无能罢了。”

“邓析之说，虽有诡辩的成份，难免是非混淆，黑白不分。无论如何，不过是言辞上的较量，逞口舌之利罢了。若说动摇国本，子产铸刑鼎在先，岂不是要把执政大人一并处刑？”董安于也是颇不以为然。

“比之于鼎，竹简携带方便，易于传递，其实是对鼎刑的发扬，一脉相承。邓析承担了广之于民，流布扩散的信使之职，何罪之有？”赵鞅又道：“不过是统治者已知民心涣散却无心无力收拾，邓析掀起的小小风浪令他们大惊失色，以为要掀翻他们的大船，所以才矫枉过正小题大做。”

“可惜了邓析，比前人走得更远，却也因此成为殉难者。”董安于感慨道：“甘棠树高大茂盛，因为召伯曾在树下听讼，众人便极力呵护这颗树，不敢砍伐，生怕伤着他的枝叶。因为一个人尚且顾念一颗树，更何况用其道却弃其人。无论如何，驷歂此举，绝非劝贤尚能的卿相所为。”

“纵观郑国过往，比之子产、游吉，怕是再难有执政能与二人匹敌。”赵鞅语气惋惜的说道：“可惜无缘与子产会面，幸好曾受过游吉当面教诲，三生有幸。”

“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吧？”董安于问道。

“十七年前。”赵鞅的视线看向远方，若有所思，“‘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