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子产将刑书铸于鼎仍是遭到了贵族阶层官员的反对。见多识广聪明睿智的晋国太傅叔向，更是毫不留情的对子产公开批评。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子产无奈说道：“吾以救世也。”

无论是叔向对子产的不满，还是孔子、蔡墨对赵鞅、中行寅的怨怒，他们都是代表保守派的贵族对新兴地主阶级发难。他们想要守住法律对民众的威慑，维系住“小国寡民”的人情社会的基础——整齐统一的礼法和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

无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此时的社会形态，跟周王朝初期已是相去甚远。

诸侯国由起初的一百四十余个减少到十来个，各国领土面积人口都大幅增长。周王室东迁后，一年不如一年，社会动荡，各种思想活跃，宗法体系崩溃，社会面临转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人口迁徙相对频繁，成文法的问世以及广而告之才是时代的潮流。

尽管保守派有许多顾虑担忧，这些考量都不失为有识之见。可是，社会还是要向前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继子产铸鼎之后二十三年，晋国也将刑书铸于鼎上，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智者就是智者，孔子、蔡墨对当事人赵鞅、中行寅的命运际遇的预测相当精准，这一点日后会得到印证。

在下大胆臆测，此次铸鼎，背后策划另有其人。

中行寅不用讲，下军将，在六卿中属于下位，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胆量。就算有士氏为盟友，除非联合发难，否则赵鞅绝非中行寅一人所能调动。至于赵鞅，更不会是这件事情的谋划者。

纵观晋国的历史，与法律条文的制定修订有关的事件，都与士氏有关。毕竟，士氏先祖曾在周王室担任理官，修法治狱，管理刑讼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以，这次事件的总策划总设计师一定是士鞅无疑。

所铸之法，是他父亲士匄所立，脱胎于赵宣子之法。由他亲自出马太过明显，请他的盟友出面，再加上这部律法与赵氏的渊源，赵鞅又是下属，相信他也不会断然拒绝。于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办成了。

幕后英雄不争功名，赵鞅、中行寅却因此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