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和军警的全面配合，甚至还可以请求当地军队，严厉镇压蓄意反抗或拒绝合作的农奴主，以及到处煽风点火的左派激进分子。

从1798年11月正式开始，前后持续了20年，诞生于法国的近代社会的文明制度，最终惠及到全波兰的数百万农奴，以及涅曼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改革之初的时候，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部与北部地区，60的人口，都属于农奴或半农奴。这些人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当农奴遭遇地主（农奴主）的4意鞭打，甚至被处死时，地主不需要在法律上付出任何代价，只需赔偿1头驴子。

另外，未经地主的书面允许，麾下农奴们不得私自入城雇工。即便获得允许，农奴们收入的大部分也必须上缴给地主，以便冲抵没完没了的劳役和税赋……

总之，波兰的农奴制度，严重妨碍了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经济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农奴的解放感觉非常容易，只需要巴尔斯政-府联合代表民意的波兰国会，发布1道命令就可以完成，如同1794年的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领导的波兰大起义那般。

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土地的分配，那些没有耕种地的农民，为了生计，又不得不重新依附于他们原来的农奴主，再度委身为农奴。因为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1起的。

对于存在波兰近千年的毒瘤，曾有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反复提出1个大胆的建议：即效仿法国式的大革-命，实施血腥残暴的土地革-命，可以方便快捷彻底解决这1社会难题。

然而，科万塔伊神父对此却竭力反对，坚持认为这种看似合理的野蛮措施，不符合波兰当前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国情。

如果将所有罪责统统归于大贵族与农奴主的贪婪，显然是极为不公平，且有失公允的，必须依照契约的精神，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1次，科万塔伊神父在波兰国会上发言时，毫不客气的指出：

“……这些激进的爱国者（雅各宾派份子）的确找到了国家落后的正确问题，却给出了1个极为错误的答案。如果这样去做，势必让波兰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混乱覆辙，陷入无政-府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替换的深渊。

那些激进者竭力倡导的所谓革-命，无非是以扎荣契克为代表的，1群不得志的中下阶层的暴戾分子，他们以血腥残暴等手段，取代城市贵族与土地所有者，将他们自己打扮为新式贵族与统治者的1个财富掠夺过程。”

依照科万塔伊神父的表述，1旦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新兴的官僚主义者势必会导致以低成本获取社会资源，或者垄断资源，进而获得暴利，而这种暴利既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取得的，也不是因为官僚资本创造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本质上是对其他社会团体创造财富的掠夺。

所以，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暴利，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的，而不是自己创造的。

因为官僚资本占有了超过自己创造财富的其他团体的财富，而这种财富并非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有效财富，所以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削弱其他资本的发展能力；

必然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

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危害国家稳定，并将迟滞、阻碍社会的政治改革。

可以说，它是最糟糕的国家资本形态,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

基于科万塔伊神父的谨慎考虑，为有效管理翻身之后的农民，令其不能投靠或依附于原有主人，波兰政-府定决定增设乡（镇）公所与乡（镇）法庭。

最初，这两个乡镇机构不是由各村代表选举产生，而是被政-府或军队强行指派的，那是科万塔伊神父刻意强调的结果。直到5年之后的1804年，才最终放开各个乡镇的自由选举权。

乡（镇）公所的主要事务，是负责摊牌和征收捐税及徭役，监督农民按时完成税赋及徭役；代替上级传达和贯彻法令，维持社会秩序。

为保证公平与公正，乡（镇）公所施行“3人负责制”，本地拥有土地与财产的乡绅地主和贵族获得1个席位；由华沙大主教集中培训之后，重新委派的外地神职人员享有第2个席位；最后1个席位属于担当治安官的军事警察或退役军士。

在乡（镇）公所的3人团中，所有决议都施行1票否决制，防止乡绅贵族相互间串联，警惕心怀不轨的农民从中勒索，阻碍君主内阁对乡镇各项政策的施行。

应该说，乡（镇）公所的成立与运作，这是中-央政-府第1次将行政治理权，成功延伸到波兰社会的最基层。

从1804年开始，乡（镇）公所的“3人团”，变成了“5人团”，除了贵族、神父与治安官外，又增加了代表政府利益的税务官，以及当地教育官员，主要是中小学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