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老夫的名头招揽人才就罢了，居然将老夫的《五经正义》都给利用里，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孔气得胡子乱翘想杀人！

这部《五经正义》孔颖达毕生心血之所在，就想着这辈子将这部书编撰成功，皆以名垂后世功成名就，受到后世儒学子弟敬仰。可房俊这么一弄，必然天下学子云集，到时候这本书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与老子何干？

可这话又有些说不出嘴，难道要说我编撰这本书就是为了名垂后世，至于什么“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头？

孔颖达的确有借书成名的心思，当然并不完全如此市侩！现在被房俊这么一掺和，老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

这个气啊！

眼看孔颖达气得快到高血压了，房俊赶紧解释道：“此书规模浩大，绝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担。若是能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岂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为主编的您来难道就不是备受后人敬仰的先贤圣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参与，这本书的影响力就越大，说不定就可以让《五经正义》被朝廷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若是当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到那时候，您就是一个对儒家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孔颖达仔细思索，觉得房俊的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

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

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

《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十六篇…

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体学术界的大讨论。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并未达到学术统一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监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这就尴尬了。

而随着本朝科举考试兴起，众多儒门学子得到了晋升机会，偏偏由于儒家经学的答案不统一，给经学考试带来极大的难度，因此房俊在领导科举考试改革之时，便大量删减经学的考题，反而增添了大量有关国学和算学的试题。若是经学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岂有沦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压经学还是什么，反正儒家子弟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儒学领袖，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初衷，便源于此。

房俊对此倒是不反对。

儒家学说未必有后世一些极端分子所说的那般不堪，甚至认为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的罪魁祸首，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什么的更是扯蛋。

自汉而降，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全力扶持的唯一正统，为何隋朝的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的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全球？为何明朝前期照样领先世界？

说到底，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的关系。

儒学本就是一门哲学而已，讲的是修身养性，宋代中期以前的科举考试都是策论居多，甚少考到经义，而到了明清两朝，且将经义典籍拔高至无限的高度，偏偏要去追捧“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不亡国，谁亡国？

而且前期的儒家经学的主题思想是积极而且健康的，只是到了宋朝后期，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

儒学经义对于一个人的自身修养、道德培育是极其有效的，因此房俊对于儒学绝对不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