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六部，却不能像他们那样。

“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说，也是松了口气。

“你什么意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大理卿的意思是，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是我掀起来的吗？”

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

陆光祖的看法，不是他个人的看法，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王国光是晋党叛徒，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经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若不是陆光祖询问，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

他恍然发现，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变成了官厂团造，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机下手，折腾王国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动机不足。

官厂团造，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这一发现，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值一提了，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所以我才说到这里就结束了。”王崇古解释了一句，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就转身离开，往刑部衙门去了。

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律法条例，从来没有一成不变。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条例》，补充了《宪纲事类》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纵，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官员非要充当‘消息灵通人士’，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降职、罢免、褫夺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多倍处罚金，则是限制民间。

在填补了空白之后，科道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

朱翊钧拿到了第二期的《逍遥逸闻》。

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

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很快，《逍遥逸闻》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背大明律，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就支持绝对自由，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

自由秩序，强调个体自由，绝不是无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

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过多的注释，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所以不如简单明了的解释清楚。

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遥逸闻》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子孙累世不得脱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仓钱氏，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满，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一呼千应，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并逼身契。

有富户率家丁镇压，奴仆人多势众，攻破家门，举火焚屋；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过，踏破门厅，强淫女眷；有缚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

这次太仓奴变之后，太仓便有了乌龙会，专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时，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时。

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彼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对于奴变之事，少有人听闻，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

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

林辅成在《逍遥逸闻》里，列举了湖北麻城‘里仁会’、常州金坛‘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帮’，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

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争之残，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

“没了？”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意犹未尽的说道。

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反抗开始了，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

“这个林大师，看到了现象，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也说明白了原因，那么解决办法呢？这就没了？”朱翊钧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