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觉得自己对弟弟的劝告不可谓不诚恳。

或许在弟弟听来或许有些威胁的意思。

但毕竟忠言逆耳利于行，赵匡觉得弟弟还是能明白自己良苦用心的。

虽然从赵普的角度仅仅只能看到晋王那霎时间失去血色发白的面孔。

嗯，还有那轻微颤栗，抖如筛糠的身体。

不过后辈又将旧事重提了一次，反倒是让赵匡有点不自信了：

“莫非驴车真能快过马车？”

“当须一试。”

至此，咱们本期的主题便也已聊的差不多了。

但最终，up还是想要在额外说一嘴宋徽宗。

这是一位鼎鼎有名的亡宋之君，但也同样是由他发起的“崇宁兴学”，将北宋的文治推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峰。

自古代起，文化一词便有文治教化之意，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开宋之初起，赵大就自己亲口说过“作相须读书人”。

赵二则是大开科举，无论录取人数、嘉奖荣誉、起授官职、提拔速度，皆远远超过赵大当皇帝的时候。

同时赵二还下令翻新学馆并亲自赐名崇文院搜集天下藏书，好为崇文院编纂丛书而行方便。

这些直接给予读书人好处的手段堪称简单粗暴，但也非常有用。

直至宋真宗时，上至中央宰相，下至地方守宰，乃至部队将官皆由读书人担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识之士也很快发现：科举仅仅只是选拔人才，而非培养人才。

庆历四年春，范仲淹在好友滕子京的请求下，为重修的岳阳楼作文，于是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就此诞生。

散文中范仲淹抒发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想，随后也下定决心，在仁宗的支持下开启了改革教育的“庆历兴学”。

除了设地方官学和改革科举之外，范仲淹在这场改革当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将苏湖教学法引入了太学。

苏湖教学法为胡瑗首创，即将学校内分两斋，分别是重儒学的经义斋，以及须从治兵、治民、水利、算学等科当中择一主一副修习的治事斋。

这种教法初一看有那么点像文理分科，而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科教学和主副修制度，相当超前。

另外宋仁宗也在范仲淹的建议下引入了“刷课时”制度，规定读书人必须入学满三百日，才能参加科举。

而到了神宗时，锐意变法的王安石深深感觉可堪一用的人才太少，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也就此开始。

王安石的熙宁兴学大概可以看做是范仲淹庆历兴学的补充和完善。

比如庆历兴学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点就是放宽了入学条件，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因罪被罚的，基本都可以入学，并对穷困子弟予以援助，真真正正达到了寒素白身皆可学习入仕从而改变命运。

王安石觉得总靠中央拨款也不是个事儿，干脆给地方官学授学田置学官，给学校和学生提供物质保障。

而有鉴于专业人才不够用的窘境，王安石则要求单独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培养专科人才。

最重要的则是对太学进行改革，行“三舍法”。

太学中的子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可以直接授官，内舍可以免礼部考试，外舍可以免地方州府解试。而三舍之间可以通过考试层层晋升。

可以说宋朝的教育改革层次递进的关系还是相当分明的，对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清楚。

不过对当时宋朝来说，地方官学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就是稳固了地方统治。

因为若想入仕就必须通过科举，想要参加科举就要先入学，中央可以通过教育机构让自己的政令成功传达到地方。

而在地方上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寒门子弟，则能够通过地方官学的扶持参加科举，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

根据陈义彦先生先生统计，宋史当中家世可考的1953人中，布衣入仕的占比高达552相当惊人，历朝历代中唯有明朝的495能比上一比。

读书改变命运，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北宋实现起来相当容易。

赵匡与赵普听着光幕的述说不愿错漏一字。

虽然对教育不是很明白，但诸如文治、历史新高峰之语，他们还是听得懂的。

赵普更是小声给官家议论：

“若如此说，岂非开宋一百六十七年以来，文治大成之处，皆示于吾，尽可采用？”

赵匡沉默，主要也是对赵普所说的半懂不懂。

但很快，一篇字迹工整的散文映入光幕，让赵匡对这文治大成有了一个直观的认知。

在这范仲淹的文中不过寥寥数笔，巴陵洞庭盛状和远山长江之景色皆跃然纸上。

随着景色气象的明暗之变，赵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