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面劝阻，这股歪风才终于刹车。

但类似的事情在哲宗死后基本是毫不意外的又来一次，毕竟哲宗无子，只要押对宝就又是一朝富贵。

不过因为蔡确年老早死，哲宗朝邢恕与章惇政斗失败被逐出京师，哲宗死后搞事儿的就只有已官至宰相的章惇一人。

很多人熟悉的那一句“端王（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便是议储时章惇所说。

说章惇为相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对外态度强硬对内致力恢复新法，是哲宗的得力助手。

但当时任枢密使的曾布与章惇有很大私人恩怨，于是立储时曾布和向太后联手压制章惇，立了端王为帝。

也是因此，宋徽宗上位后毫不客气抓着章惇清算，并且大咧咧告诉左右这是私人恩怨，五年六贬，最终卒于舒州。

而立储时章惇所推荐的简王赵似也受到了波及，如果不是当时的左司谏江公望冒死劝谏，赵似差点就要变成赵廷美第二。

而在政治上，徽宗也是与哲宗一道选择了推行变法尊“绍述之议”，绍述意为继承前人，因此议的主要就是神宗新政，并且因为神宗已经死了，“绍述之议”便有了在封建时代颇为崇高的孝道色彩。

有区别的就是徽宗手段更加激烈，被任为相的蔡京在清算元祐党人上竭尽全力，除了树元祐党籍碑将309人列为奸人昭示天下外，也还推出了前面所说的禁书名单。

而实际上到这里，宋朝皇帝面对的法统困境便已经相当清楚。

蔡京之弟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清楚记载了当时宋朝人对徽宗继位的看法：

“太上（徽宗）即位之改元建中靖国者…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

这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湘山野录》虽未反对变法但也被列入禁书的原因。

文莹和尚所记的烛影斧声一事，对宋徽宗来说算得上对兄终弟及正统性的非议，而且当时百姓多以徽宗太宗相比，质疑赵二便等同于质疑徽宗，牵涉到皇家的一屁股烂事儿，难怪会被禁。

至于徽宗本身则是没太多可说道的，十六年金兵长驱直入，掳人无数。

徽宗跟儿子钦宗被迫双双“北狩”，北宗就此轰然倒塌，历国祚167年。

张飞：这宋臣于朝堂有龙韬豹略无懈可击之才，怎么上了战阵连唇亡齿寒都不懂？

裴行俭：胜则宋皇称功，败则将帅担责，谁人敢言战也？

马超：即便如此…也当有义士为国击贼，或是那钦佩军师的岳飞。

李靖：能追思武侯而言北伐，必为良正纯笃之臣。

岳飞…努力忽视掉张飞那明显是阴阳怪气的文字，赵匡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风雨飘摇国难时，自有义士救国难？

此次从观光幕起就一直下沉的心，在此刻终于略微上浮了一些，让赵匡心中多了一抹期待。

但看那骠骑将军马超与军神李靖所言，赵匡倒是心中又升起了一抹不切实际的奢望：

“若是诸葛武侯能在此…”

不过一言既出，看着脸色略有幽怨的赵普，赵匡只能打了个哈哈随即转头怒道：

“可记朕方才所言乎？”

赵光义茫然抬头，要说兄长方才说的话那可太多，比如骂他鳖虫啦骂他无脊啦，不知兄长说的是哪个？

看着弟弟表情，赵匡面色复杂摇摇头道：

“始作俑者。”

说罢他也不去理会一脸衰相的赵光义，而是复又叹了一口气道：

“不知这向氏可有悔不听这章惇之言。”

“有何可悔？”

赵普也面色复杂摇摇头：

“宋祚至此，绝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必有不可数之积弊，案牍难陈之冗患。”

“‘休复者’三字可论罪，与变法相左则勒碑罪名，此非长久之世所为也。”

赵匡的理性告诉他，赵普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但从感性上来说，这被后世冠北宋之国，终究乃是由他亲手所开，内修文治收兵权，外练禁军平天下，倾注了十几年的心血至此而亡，难免多有怅然。

这种情况下赵匡干脆选择向已经联系上的先人求助：

赵匡：昭烈皇帝与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可知汉唐之祚也？

李世民：…

李世民：唤我陛下即可，且知祚不知祚又如何，毫厘之差缪千里，以其相佐而避旧祸近后世即可。

刘备：炎汉三兴，近在眼前。

看着上首的主公伸了个懒腰，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冲天之志，孔明很是欣慰。

还定三秦之后关中百姓对主公的赞誉几可重其身，而随后家眷到此后，玄德公的自得之态也愈发明显。

本来还琢磨着由自己或是士元来劝告，或是由翼德出面直来直往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