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老先生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0元，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

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江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鹏城的罗芳村过去的。

最高决策者老先生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老先生亲自前往鹏城看过。

他也清楚那些人偷渡到香江九死一生。

除了在鹏城这边危险，到了香江也是很危险，除了遭到白人阿ir的开枪追击，甚至有些因为没有亲戚朋友投靠，成了黑户。

杨铭更清楚，接下来，1979年的春节前后，更是还有一大波的偷渡潮。

历史上，偷渡潮，还真的死了不少人，有的是死在海上的，可能被淹死的，也可能喂鱼了。

以至于，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

鼎盛时，鹏城活跃着00多个“拉尸佬”。

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0元。

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而在香江这边，被淹死的找不到的可能喂鱼，可能被海水推去了其他地方，有的尸体找到了，或者漂浮在海边，最终被拉到了新界的山上。

新界山上，那里一直都有许多坟墓，有的甚至是连姓名都没有的坟墓，正是当年那些偷渡者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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