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2年，奥地利休养生息的第二年。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说重要也许重要，说不重要也许不重要的小事。

在神罗内部，萨尔茨堡采邑区与奥地利大公国的《萨尔茨堡暂行条约》因蒂罗尔战争的结束而宣告废除，萨尔茨堡主教重新恢复了在采邑区统治权。

但贝希特斯加登教区与大公国的条约并没有加上暂行的约束，维也纳教区依旧掌握着贝希特斯加登的教士任免权力，贝希特斯加登教区长事实上听从维也纳教会中央的命令。

伊拉兹莫司教区长——如今已去除了临时的头衔——勉强接受了傀儡的命运。

罗贝尔对贝希特斯加登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虽然拥有任免权，却也基本只从当地人中遴选，提拔的名单也都是由伊拉兹莫司草拟，他只负责最后把关。

在奥地利的统治下，贝希特斯加登人民拿回了属于他们的矿产，领土也得到了扩大，一个浮萍般的小国可得如此殊遇已属难得，伊拉兹莫司。

1452年2月15日，伊拉兹莫司在来信中提及了老教区长的去世，他彻底摆脱一切桎梏，真正成为了贝希特斯加登的统治者。

而同一年同一月，另一则讣告自蒂罗尔方向传来。

蒂罗尔公爵利奥波德·冯·哈布斯堡，于他的居城格施尼茨中蒙主感召，享年五十五岁。

他唯一的嫡长子兼继承人，恩斯特·冯·哈布斯堡，继承了名存实亡的蒂罗尔公国，号“恩斯特一世”。

但每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个公爵只是被豢养的金丝雀，政令不出格施尼茨，又没有他父亲那般的威望，完全沦为了弗雷德里克的橡皮图章。

北方的勃兰登堡与萨克森依旧为“诺伊马尔克问题”而同条顿骑士团针锋相对，南方的巴伐利亚战事暂歇，可谁也不知道下一场内战何时会到来。

西方的英法战争烈度大大降低，随着英格兰国王的最后一支主力军在诺曼底沿岸被歼灭，英国已然丧失了对大陆的军事投放能力，仅存的数座位于加斯科涅、阿基坦与加莱的城堡守军瑟瑟发抖，不知何日便将面临来自法军的灭顶之灾。

不知为何，法王查理七世仿佛故意放缓战争的节奏一般，慢吞吞地行军，围而不攻，似乎在酝酿某些并非针对英国人的阴谋。

奥地利的政治军事改革依旧在稳步推进。

弗雷德里克对国内一度试图推翻他的贵族阶层深恶痛绝，接纳了罗贝尔与约拿联名提出的政治改革，将仅限奥地利本部的征税等行政任务从原本的土地贵族手中夺走，赋予了新晋的教会官僚。

财政方面，由于大肆地招商引资，维也纳的城市大小出现了不健康地膨胀，贫民窟规模超过城市本身的情况正愈演愈烈，市政署勒令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将一些风餐露宿却赖在首都不走的贫民安置到多瑙河沿岸的村庄。但即使刨除这些人后，维也纳市民的数量依旧出现了指数级膨胀，城市工商业行会向市政府强烈抗议近期的改变，理由是新市民的增多影响了原本市民的工作岗位，甚至导致了平均工资下降的恶劣后果。

1452年，维也纳市政议会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改选，除贵族的四成席位，教士的三成席位外，原属行会的三成席位被新市民等比例稀释，行会暂时失去了议会多数。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但无需担心，新市民很快会进入各行各业，化为行会的一员，届时行会便能很快恢复政治话语权。

但弗雷德里克显然志不在此。

1452年12月，在临近圣诞节之际，皇帝下诏扩张议会额度，议员团从五十人扩大为七十人，将行会失去的席位补充到位，顺带降低了贵族与教士在议会中的占比。

扶持工商业，打压大贵族阶层，是弗雷德里克一直以来的固定政策——工商业贡献了更高的赋税，且和那些拥有独立于皇家的封地与军队的大贵族不同，市民的权力只来源于皇帝本人，利于他重振皇权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1453年初，弗雷德里克自作主张，将“重商主义”定为基本国策，说人话就是，命令本国工商业秉持“多卖少买”的基本原则，积蓄财富，扩张国内生产。

当然，“重商主义”这个概念直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被最终定义，弗雷德里克更多是从小农的“囤积”思想出发，希望奥地利人靠自己的生产积累财富，而厌恶大规模的进口。

促进工商业，吸纳邻国移民，尤其是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移民，这就是弗雷德里克两年所做的全部努力。

军事改革方面，由熟悉了本世代战争的盖里乌斯与罗贝尔联合主导，主要进行编制上的精简。

日耳曼尼亚第一军团沿用了古罗马的冗大编制，虽然倚此轻松击溃了蒂罗尔军，但那是因为蒂罗尔军队在装备训练上都远不如皇帝的直辖军团。

罗马军团的编制，正如之前所提，两个百人队为一支队，三支队又为一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