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五大党派纷纷畏惧，便不难看出、京察到了晚明时期，到底是多么恐怖的一件利器。

望着正厅的众人，孙如游知道所有的讨论，不过是六个魁首的讨论罢了，因此便看向了其余五人道：

“若是让刘一燝等人成了京察之事，恐怕在座诸位、能在朝堂者十不存一。”

一言既出、众人沉默……

东林党的京察主张，在座大部分人都是见过的。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的癸巳京察，便是浙党吏部尚书孙鑨、无党左都御史李世达、东林党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

当时的东林党实力还很弱下，但这次京察他们几乎是主要弹劾力量，齐楚浙三党都被弹劾结援同党，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均被斥黜。

东林党御史袁可立更是触怒浙党党首的首辅沈一贯，而沈一贯则是怂恿万历皇帝将袁可立直接罢免。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真正的重头戏在万历三十三年。

当时、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浙党沈一贯与清流党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

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而沈一贯干脆摆烂，直接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

正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张居正留下的万历新风气息被破坏，开始走入下坡路。

浙党和清流党的斗争间，东林党迅速壮大，从而引起了浙党的注意。

所以在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间，浙党、齐党、楚党三党官员策划倾覆东林，好在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

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东林党被持续的压制，在齐楚浙三党的打压下，也形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

最终、在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京察，齐党亓诗教、周永春，楚党官应震、吴亮嗣、浙党姚允文、刘廷元等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距离丁巳京察不过三年时间，东林党想报仇的心理有多么强烈，三党官员经过座谈后已经十分清楚。

因此、眼下必须驳回皇帝修改京察期限的圣旨，更是要在这未来几年反击东林党！

想到这里、孙如游继续道：

“如辛亥京察一样，只要我等同仇敌忾，必不会让东林佞臣得逞！”

“说得容易、可真的如此吗？”忽的、昆党的顾天峻开口，表情平淡道：

“万岁要提前京察，并且着重对南直隶出手，原因是什么？”

顾天峻问出了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候宣党的官员和浙党、齐党的官员有些露怯了。

事不关己的楚党魁首官应震也冷哼道：

“虽为同盟，但是有些事情，有些人做的并不地道。”

官应震和顾天峻连人的话，冒头直指浙党，而原因更是简单。

大明赋税、主要是征收田赋，其次是杂项。

楚党的官应震，身边依附着川党，而川党和楚党、以及河南的乡党都是主要耕种粮食的地方。

四川和湖广两地的赋税，每年是交足的运往江南，再走运河北上京城。

但是浙党官员总是扣下两省的赋税，牟利之后再运往北方。

两省田赋、每年上缴三百万石，杂项十几万两，结果运抵南京之后，直接被浙党扣下，再上缴时只有只有九成了。

等于说、浙党官员吃了楚党本该交赋税的一成，最后赋税不足，楚党就被迫拖欠赋税了。

这种长年积攒下来，就成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楚党心里更是气的冒火。

如果不是东林党，楚党最应该掐死的就是浙党，因此楚党和浙党在小事情上经常相互弹劾，只有面对东林才会一致对外。

相较于楚党，昆党更惨。

南直隶作为赋税大省，常年占据大明四分之一的赋税，每年交粮六百万石，其中仅仅苏州一地便上交近两百万石，几乎占据大明十一之一的田赋。

昆党的成立、说白了也是要减轻苏州大小地主的负担，而浙党一直抗税，这基本就是和昆党对着干了。

税赋是定额的，既然苏州要少交税赋，那么别的地方就需要多交。

但浙党不仅不交，还庇护下面的小乡党，这么一来昆党就成了唱戏小丑。

因此、官应震和顾天峻两人有怨气才是对的，这都没怨气，岂不是成了死人了？

所以，孙如游对于两人的怨气也理解，但他作为浙党士绅和乡绅、官吏、商贾推举上来的魁首，不可能会损害浙人的利益。

因此他只能道：“扣押一事，可以商量，眼下耽误之急还是先讨论如何驳回万岁圣旨。”

“驳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