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宝元一边心里泛着嘀咕，一边将酒盅举起来回应道：“李经理，你这话就未免太抬举我了，在咱们文城地面上，卧虎藏龙的人物多得很，我一个开饭馆的，不过是靠大家赏口饭吃，岂敢给别人当靠山啊——不过，承蒙李经理看得起我，今后若有什么能帮上贵号小忙的，白某一定尽力。”　　李彦含笑不语，一仰脖率先喝干了酒，随即将酒盅的底部亮给对方看。他从白宝元的话语中，多少感受出了一些诚意，但今天他涉险前来，是一定要从这个酒楼掌柜的嘴里，得到一份承诺的。只是，须掌握好摊牌的火候。　　恰在这时，不远处一张桌子上的几名食客，谈论起了火车站广场上示众的反日分子的尸首；李彦耳朵尖，已经捕捉到了只言片语，当即话锋一转，朝那张桌子的方向努努嘴，对白宝元说道：　　“白掌柜，日本人在火车站那边吊了八具尸体，还出告示说是抓到的袭击市公署的凶手，被他们处死了；可是我今天听人说，天主教堂的墙上也贴了告示，声明日本人根本就没抓住凶手，那八个人都是普通市民，被日本人抓去了冒名顶替、滥杀无辜。”　　白宝元大吃一惊：这两天来酒楼吃饭的人，许多都在议论火车站的示众尸首，但这个李经理刚刚说的，却犹如晴天霹雳，把他震得瞠目结舌。　　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连夜张贴的、由电台台长老刘手写的告示，只有四张，被人看到并传播的几率自然很小，所以在杨柳巷一号院商议的时候，就定下了今天白天到宝元酒楼进一步散播的思路。此刻李彦抓住话头，立即开始了对白宝元的灌输，他很清楚，只要白宝元一人知道了，接下来半个文城也就差不多都能知道了。　　“李经理，这可不是件小事！你是听谁说的？”酒楼掌柜不自觉地放低了嗓音，同时一双眼睛就骨碌碌地打量着左右，神色变得有些紧张。　　李彦则循着白宝元扫向周围的视线也逡巡了几下，他看到特务连长赵木头正和他的一个部下大口大口地吃菜，他们的桌子上同样摆了几道这家酒楼的拿手菜，只不过没有酒，而是每人面前一大海碗红油驴肉刀削面。　　“我的一个生意朋友，信基督耶稣，早上他去教堂的时候发现的。错不了！”　　“那贴告示的又是什么人呢？他们咋就知道日本人没抓到真凶？”白宝元将信将疑地问到。　　“看口气，贴告示的人的身份，应该是蒋委员长国民政府方面的，告示上还写着抗战必胜。”　　李彦也故作神秘地压着声音说。他注意到，酒楼掌柜的脸上露出了一缕兴奋，但稍纵即逝。　　白宝元的内心其实已经翻江倒海，李彦的话传递出了两层意思，第一，日本人心毒手辣，竟然杀害那么多普通的老百姓当替罪羊；第二，袭击市公署的反日分子果然了得，不仅没有被全城大搜捕的行动抓了去，还能好整以暇地在城里张贴告示——突然，他再度意识到了什么，看着李彦的眼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军统男中尉这一刻正拿着酒壶给白宝元斟酒，意图让对方咀嚼玩味一番刚才灌输给他的内容，因此并没有发现对方眼神的这一变化。　　而白宝元的情绪却真地紧张起来，黑石崖匪帮的二当家的刚刚做出了一个判断：面前的这个“李经理”才说出的这番话，未必是出自什么“生意上的朋友”之口，搞不好，就是他本人的意思！——假如真有这样的告示贴到了天主教堂的门口，说不定，也正是他们这一伙人干的！想到这里，他从李彦的手里拿过了酒壶，开始给对方回敬斟酒，一边斟，一边头也不抬地问：　　“李经理，你觉着，这告示上的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可信，能信几分？”　　刚要开口回答的李彦，却也猛地一顿，盯着对方低下的头，迟滞了片刻，直到斟酒完毕的白掌柜抬起头来，二人四目相对，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了不少内容。　　“呵呵，白兄，要我说，这告示上写的十有八九是真的——你想想，有本事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大闹市公署的人，岂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捉了去？还一捉就是八个！恐怕，那天在市公署开枪的人，加在一起也没有八个罢！”　　李彦说这话的姿态，颇为气定神闲，而且还带着一股明显的不屑——对日本人的不屑。　　这无疑就让坐在对面的白宝元越发吃准了。他想：对方今天来者不善，且是有意地主动邀请自己坐下来吃酒，又在酒桌上如此不加掩饰地讲话。看来，这个李经理已经猜到了他白宝元看出其真实身份的心思。怎么办，这明显是来摊牌的，自己应该如何表示？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的人，固然不该也不能得罪，可眼下文城乃至整个山西，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背着日本人勾结反日分子，一旦被逮个正着，只怕自己的人头会顷刻落地：火车站那边，不是就挂着八个尸体呢吗？如果这个李经理所言不虚，那么日本人连“假的反日分子”都杀，对付真的，岂不会更加毫不留情！　　白宝元在如此这般地思前想后，自然很快引起了李彦的注意。他能够料到酒楼掌柜此刻的复杂心态，这个黑白两道都通的世故老手，面临这样的是非选择，一定不会轻易拿定主意的。但今天自己单刀赴会（当然，在暗中是有着双重的掩护），主要用意也并不一定要将白宝元明确地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只要彼此暂时先做到心照不宣、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就达到了目的。　　显然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失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