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异常情况后，才骑回了城北的杨柳巷一号院。　　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转述周怡壮烈殉国的一幕时，李彦几度泣不成声，在太原的时段里，周怡曾经像大姐一样时常照料着单身一人的李彦；而老刘虽刚刚加入情报二组，但自从王穗花带人奔赴南同蒲路前线之后，正是周怡每隔一天的出现才让孤独留守、担惊受怕的电台台长感到了慰藉和暖意，所以他也流下了热泪，不得不摘下眼镜去揩抹。　　但更感到肝肠寸断的，则还是表面镇静的王穗花。在情报二组，周怡与王穗花合作时间最长，李彦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中年女谍几乎就是军统女少校的左膀右臂。山西抗战打响之初，两人被军统山西站派出，在北同蒲路的大同、阳高一线并肩作战，刺探日军板垣师团以及关东军派遣军前锋的情报。那时候，山西站的情报二组还没有成立。　　王穗花面无表情地听罢了李彦的讲述。目睹两个大男人在一旁涕泪交流，军统女少校没有流露出平日的不屑和反感。她只是静静地坐在红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两个年龄迥异的部下完成哀痛的宣泄：　　悲伤潮水般地袭来，但也必须潮水般地退去——悲伤取代不了战斗，同志的牺牲，不能只靠悲伤来祭奠，更要用行动来慰灵！　　军统女少校取出了那瓶没有喝完的英国威士忌酒，倒满一个雕花酒杯，将其缓缓地洒到了地上。　　“现在开会。”　　放好酒杯的她，语气平静地下了命令。　　情报二组的这次紧急应对会议，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突变的局势。　　首先，周怡死于被日本便衣追赶的途中，显然是在那之前已经暴露了身份；但她没有被捕就中枪身亡，或可意味着，日本人并没有从她那里获得有关山西站情报二组的内情；原本危急的形势，现在看来变得相对安全。　　其次，周怡在火车站货场平时的任务并不涉险，只是利用杂役身份观察车站和铁道线上的日军动向（重点是搜寻那列诡异的日军军列身影），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份竟然暴露，应该是临时出现了意外，迫使周怡冒险出手，导致行藏被日军特务识破；那么这个意外出现的情况，就必须继续追查。　　第三，周怡出事当晚，她本应该按计划赴南洋旅馆，向老刘通报两天以来车站和铁道线敌情，同时掩护电台台长开机向山西站发报。然而她当晚牺牲的地点，竟然是与南洋旅馆相去甚远的东城宝元酒楼附近——要么是她在那里发现了有价值的情报，要么是她此前就意识到身份暴露，故意将追捕他的日军特务引开、远离南洋旅馆。　　第四，宝元酒楼的白掌柜，是敌是友目前仍难预料。从他今天与李彦的对话当中，不好判断此人的政治立场。而李彦当时随机应变做出的种种解释，也未必就能真正让对方相信。基于此，宝元酒楼目前一段时间之内，不可再去。并且，得做好被这个酒楼掌柜出卖的准备，必要时可考虑除掉他。　　第五，日军特务机关会顺着周怡如何进入火车站北货场做工的线索，向下进一步摸查，李彦有可能籍此暴露。而王穗花也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周怡在文城公开出行的记录，要警惕有当地人特别是日伪特务对此留有记忆。　　“周姐会不会留下了某些线索给我们？比如藏在她的火车站货场宿舍内？”　　会议临近尾声的时候，李彦突然问道。　　军统女少校漠然地摇摇头，她认为周怡遭遇的应该是突发事件，所以才未能如约赶到南洋旅馆。而就算她之前在宿舍里留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她出事后的宿舍，也已经早被日本人翻了个底朝天。　　最终，他们决定，立即电告山西站上述情况，整个情报二组暂时躲避风头，蛰伏几天，静观其变。　　山西站收电后很晚才回电，似乎是专门为情报二组进行了紧急应对磋商。站长赵青文指示，鉴于山西境内的兄弟站近来接连遭到日军特务机关破坏，批准情报二组在文城蛰伏一周，以确保组织和人员的绝对安全；一周后恢复行动，在没有新任务下达之前，重点仍是对“风计划”的追查；但既然转变了思路和方案，就不要再瞻前顾后。　　从山西站的回电里，王穗花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之前的判断：在整个第二战区接近沦陷的局面下，站长对追踪“风计划”已经不再那么看重。　　“这也好，没有了悬在头顶上的剑，我们行动起来会更从容、更理性一些。这个神秘的风计划，我相信迟早能把它的真相揪出来！”　　军统女少校为自己眼前仅剩的两个部下打着气。这时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想办法将还滞留在南同蒲路临汾的方墨书调回来。临汾陷落，二战区的两个长官阎锡山、卫立煌分道扬镳，山西境内的战事几乎就要结束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将一个宝贵的人力投放在那里。　　可是——王穗花内心倏地一痛：调方墨书回来，自己怎么向他解释周怡的牺牲？这对恩爱夫妻，从前情报二组没有成立之际，在报馆工作的丈夫方墨书一直不知道周怡真实的身份，是王穗花出于工作需要，鼓动周怡将其拉进了军统；而新闻出身的方墨书，几次任务表现得也的确可圈可点。可是转眼还不到半年，这对特工夫妇竟然阴阳两隔！　　“还有，”军统女少校突然思路一转，看着李彦说道：“日本人在文城成立的那个汉奸侦缉队，我原本没把一群地痞无赖组成的队伍放在眼里，可是这帮畜牲为虎作伥，竟然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