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长忧心忡忡地向旅团长和宪兵队长说起、活动在这一带的蓝衣社有可能危及“风计划”安全时，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的人，确实正在为“风计划”的追踪方向大伤脑筋。　　王穗花与李彦、包括此前的方墨书，都已经亲身走进过丰店县城了，事实证明，日军出人意料地占领那座大山里的孤城，却并未在那里搞出什么秘密勾当。　　那列曾经牵动军统山西站上下神经的诡异日军军列，如今也下落不明。山西站站长赵青文近来屡次要求情报二组调整思路、改变追踪“风计划”的方向；站长认为，应放弃丰店、重新在濑名师团的开进路线上花大力气。　　眼下，濑名师团分成了两路，向晋西南和晋南开进——师团主力沿太隰公路南下，逼近隰县；萩原旅团一部则正沿着同蒲路南下，攻击韩信岭。　　从兵力分布上看，沿太隰公路开进的是包括加藤旅团在内的主力部队，目标针对的是阎锡山晋军余部；而沿着同蒲路开进的，则只是萩原旅团派出的一部，作战对象是卫立煌的中-央军残部。　　情报二组究竟应该重点追踪哪一路？　　起初，王穗花已经计划安排了李彦和方墨书走同蒲路，她本人则考虑亲自沿太隰公路追踪濑名师团主力。但在最后时刻，军统女少校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太隰公路一线，带领李彦、方墨书，共同沿同蒲路驱车南下。　　做出这一终极决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列诡秘日军军列，绝对与“风计划”紧密相关！虽然它从小榆树山驶出之后至今去向不明，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它不可能驶上公路，而只能在铁道线上、且只能在山西境内的铁道线上游弋。因为只有山西境内的铁道线铺设的才是窄轨（米轨），而相邻省份河北、河南的铁路，无论是平汉路还是陇海路，俱为国际通用的标准宽轨。换而言之，那列日军诡异军列根本无法开出山西去（这是熟悉铁路业务的李彦中尉，在后来突然惊悟到的）。既然山西站那边费尽力气都未能在正太铁路沿线发现其踪迹，那么它很大概率就还是躲闪在同蒲铁路线上。　　根据军统山西站转来的第二战区最新战报，日军濑名师团萩原旅团一部，已经从同蒲路上的灵石县出发，沿铁道线攻击卫立煌麾下刘茂恩十五军余部据守的韩信岭；卫长官本人亲临前线指挥，力争遏阻日军南下同蒲路的势头。可以想象，双方正在那一带展开激战。　　但不乐观的是，卫长官眼下能够掌控的中-央军，实为忻口、太原会战后的残军，从去冬到今春，基本没有得到像样的补充。如果最终韩信岭防线不支，国军只能继续退往霍县、洪洞方向，朝着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临汾一带收缩。　　看清上述局面的军统女少校，最终下决心沿同蒲路追赶日军脚步——有极大可能，那列诡异的军列目前就游弋在那个方向。　　方墨书现在有一个伪造的掩护身份：《天津华民报》记者。这份报纸刚刚出版，是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天津的汉奸势力扶持主办的，发行量不大，每周出版两期，主要刊登大量的亲日言论和消息。　　军统西北区区部从天津站那里，搞来了该报的记者证，方墨书就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报纸的大记者。怀揣这张记者证在山西的日占地区活动，就等于有了合法身份和特别权力。而且，由于相隔较远，这边的日伪特务机关也很难求证。　　王穗花同样为自己伪造了《天津华民报》的身份，是该报记者方墨书的助手兼日语翻译；李彦则是他们在太原雇用的司机——王穗花隐匿了雪佛兰轿车原来的车牌，换上了新牌照，使得该车成为租借来的、《天津华民报》的采访专用交通工具。　　她曾经还想带上电台台长老刘以及电台，但是遭到了李彦和方墨书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如此明目张胆地开着汽车带着一部军用电台行走，即便是有汉奸报纸记者的身份做掩护，也无法解释清楚电台的事情，一旦暴露，后果不堪想象。　　军统女少校当然觉得带着电台会更方便与山西站联络，然而鉴于两个组员都一致反对，只好忿忿无奈地作罢——还他妈的大男人呢，这点冒险的胆量都没有！　　李彦看出了女上峰的不屑，他可不想被女人蔑视，于是灵机一动，提起了王穗花前一阶段带着电台在丰店城外的“走麦城”事件：　　“幸亏你和老刘当时遇到的是中-央军的探子，如果破门而入的是日本兵或者汉奸特务，你想一想现在还能不能活着看见我们这些情报二组的人？”　　王穗花上次意外失手被擒，恰是她进入军统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失败，其本人深以为耻，想不到李彦这个家伙竟敢当着其他部下的面揭她的疮疤，军统女少校暗暗恼怒不已。　　他们计划出文城后，沿着同蒲铁路旁边的公路向南行驶，就以报纸要报道有关日本皇军在山西南部的进展动态为由头，接近濑名师团的部队，借机观察和搜集其动向和情报。当然，重点是探寻“风计划”的踪迹，尤其是那列诡异的军列。　　出发前，王穗花要李彦驾驶汽车，让方墨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自己拟坐到后排座位。不料，李彦却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以他们三人此时的公开身份来论，方墨书才是主角，王穗花只是方墨书大记者的助理兼翻译，在乘车规矩上，理当由助理与司机共同坐在前排，这才显得合理。否则，会被日伪军看出破绽。　　王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