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一事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要么开凿迦运河，要么就是海路，胶莱运河断不可行。”

魏广德直接亮明自己的态度，也不想妥协了。

差点被张居正卖了，这时候要不强硬些，以后还不知道被张居正怎么拿捏。

想想他和冯保办的那事儿，魏广德心中不由来气。

假装自己不知道，憋的好难受。

听到魏广德这么说，张居正也生气了，大声指责答：“朝廷现在没有财力开挖迦运河，那只会劳民伤财。

开挖迦运河，要征集多少民力，如此之多民众汇聚一地，再有你之前所谈改革钱法，我不得不怀疑你居心叵测。”

“我居心叵测，我有和居心。”

听到张居正指责，魏广德当即质问道。

“你一意恢复海运，再有革钱法和修运河，都是仿前元旧事，就是居心叵测。”

张居正当即说道。

听到这里，魏广德忽然心里一沉。

如果是后世的魏广德，自然不知道张居正这些话里的含义。

可是到了大明朝，他也读了好些年书，知道许多历史。

张居正的话，貌似真理论起来，他魏广德还真有些洗不干净的嫌疑，那就是前元余孽，因为他的执政思想怎么看怎么有点元朝执政者当时的影子。

元朝政权自元太祖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在忽必烈死后皇帝更换频繁，国祚虽只有九十八年，可却经历了十一个皇帝，其中忽必烈自己就占了二十四年。

元朝政权虽然短暂，但是也经历了历代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到了元朝中后期，由于皇权争夺，元朝统治阶级的力量本来就遭到削弱，又有统治阶级贪污**，贿赂公行，元朝贵族和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失去土地。

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统治集团的利益，保证无节制的奢侈用度，还对百姓征收高额赋税，但即便如此，依旧迎来了元朝财政的困局。

为了解决困局，当时元朝丞相拓拓进行变法，而变的恰恰就是钱法。

当时的社会危机而言，经济与财政危机确是元王朝的心腹之患，脱脱复相后，为了让垂亡的元王朝起死回生，不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吏治**、行政运转不灵等问题，直接处理经济与财政问题。

至正十年，由吏部尚书哲笃、左司都事武祺建言变更钞法，其主要方案是印行新式交钞，俦至正铜钱，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一贯交钞可兑换铜钱千文。

同时，原有的中统钞、至元钞、历代铜钱仍可通用。

元代钞法基本上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钞银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兑换比率，所以，尽管此前多有多印滥发之弊，但毕竟未脱出基本的货币规律，还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钱法还算行得通。

哲笃等人的建议则是取销了银本位制，以只是价值符号的交钞为本根，使纸币的发行失去了价值基础与制约，再加上同时流通若干种货币形式，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王朝货币体系的大崩溃。

此变法进行仅一年时间，民间就基本上已经不再流通纸钞，而是以钱币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变钞法前，元王朝每年印造数多为百万锭左右，变钞法后即加至二百万锭左右，到至正十五年印钞数已高达六百万锭。

无节制滥伐交钞带来物价飞涨，币制混乱等一系列危害，以至整个元朝货币体系的崩溃。

新钞法发布后，脱脱即要有关大臣计议黄河决口问题。

自至正五年河堤溃决至此已五年有余，对整个黄淮地区的影响十分严重，但朝臣们对这一问题却难以达成共识。

漕运使贾鲁主张重修堤防，使黄河复入故道，其他朝臣多持异议。

顺帝命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前往决口处巡视，两人于至正十一年初遍访决口所及地区，行程数千里，深知沿岸民众情绪及社会之不安定，返朝后力主不可修河。

即便遭到反对，脱脱依旧坚持己见，奏请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又使其兼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

为了治理黄河，至正十一年四月，顺帝诏开黄河故道，发黄河南北民丁十五万及庐州等地的军队两万，修复决口堤防，加固北岸堤防，至十一月，便使黄河水完全归入故道，治河取得了成功。

可以说，贾鲁治河之策与脱脱治河的决心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脱脱治河之动机是利国利民的，但他没有客观地分析民众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治河之盛举行之非时，不幸被成遵言中，直接引发了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

韩山童出身于佛教支派白莲教世家，顺帝时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在黄淮地区的下层民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此时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人借传教为名，暗中准备反元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