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6皇帝有恙?(1 / 2)

那个时候,英宗皇帝还未亲政,所以上午的时间被安排学习四书五经和史籍经典,下午需要去练习骑射。

晚上还要温故而知新,诵读白天所学的知识课文。

练习骑射,或许这也是英宗皇帝敢御驾亲征的原因。

同时,书法练习也不可懈怠,“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

满满当当的课业日复一日,几乎没有假期。

另外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听三杨内阁给他讲解政务,可以说一天到晚都没有闲着的时间。

或许有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其才能免除学习,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

明朝虽出了不少荒唐的帝王,但初中期的皇帝还都算得上励精图治。

特别是在子女教育上,他们能做到言传身教,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

彼时,他们经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治国经验和人生经历编书成册,以便流传下去为后世子孙提供学习教材。

明太祖朱元璋就在《明太祖实录》中,以汉武帝和商纣王做对比。

“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用此话来告诫子孙要懂得惜民惜才,不能奢靡无度,压榨百姓。

除此以外,明成祖朱棣编纂《圣学心法》。

他以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方略教导太子,希望其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

而后,明宣宗朱瞻基制订的《帝训》和明宪宗朱见深编纂的《文化宝训》也被经常拿来教导皇族宗室子弟。

也正因此,博览群书是作为皇储和皇室子弟最基本的素养。

皇室的藏书阁遍集天下名著,为皇子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教育氛围。

朱元璋在刚攻克元朝时,命人将元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都带往金陵。

后来,他也经常派人在民间寻找遗书,把找到的书籍都保存在文渊阁。

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又命人“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

每次藩王有立功表现时,除了赏赐金银田地,也会慷慨奖赏大量的古今图书。

但光会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理论教导,明朝皇帝也注重培养太子和皇室子弟们的实践能力。

朱元璋治国期间就有过规定,当举国上下在郊外举办盛大祭祀活动时,皇太子必须留在宫中处理各项政务,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未来储君的治国能力和处理政务的能力。

这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出阁学习制度对太子的能力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令其能“讲经说史,徐扬德性,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国家之重”。

如此一来,国家未来有明君可以,也就维系着整个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平。

只可惜,土木堡之变以后,这项祖制就逐渐偏离了原本的方向。

到了明朝后期,各个皇帝开始有意拖延太子出阁时间。

明英宗的皇太子朱见深出阁读书时已经年满12岁,明孝宗的太子朱厚照虽然出阁时间没有偏离太多,9岁出阁读书。

而当今的隆庆皇帝,他在登基初始就拒绝了礼部进献太子出阁读书仪注的编制,之后更是多次阻挠即满八岁太子朱翊钧出阁读书。

当时,礼部以“国家旧制,东宫出阁读书期不出八岁”为由劝谏。

但隆庆皇帝始终态度坚决,将出阁时间定在太子十岁以后。

当然,这其中也有魏广德的原因,因为他在和隆庆皇帝讨论育儿之道时,魏广德就曾感叹学童启蒙太早,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他的儿子虽然会早早发蒙,但绝不会上太多课业,每天最多学习一个时辰。

小孩子,还是要有更多的玩耍时间。

也不知道是否受到这些话的影响,隆庆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就变得不上心了。

因为一旦开了口子,之后的教育可就不是他这个皇帝能控制的,那得是内阁、礼部商议而定,总之他们是能够找到各种理由实行自己的教育。

皇帝希望太子能文武双全、才德兼备,可大臣们则倾向于让太子只学习四书五经,骑射和其他军政学习则予以免除。

这种矛盾皆因在土木堡战役中,明英宗朱祁镇听信宠臣王振的谗言而一意孤行,御驾亲征。

最终,他不仅自己沦为瓦剌军的俘虏,还让明朝武将功勋集团受到了大面积的摧毁,很多文官武将战死沙场,就连明成祖朱棣留下来的五十万大军都在这场战役中灰飞湮灭,这直接导致明朝从文武并重转向重文抑武。

出阁教育的学习重点也就相应转变,太子教育变成了形式教化主义,皇帝与朝中大臣对于出阁教育的期望目标不再一致。

儒学和各代帝王的祖训、宝训成了空疏之学,皇子们只懂大谈修身治国平天下,却对人间疾苦一无所知,也缺乏实际的沟通和治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