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边策(2 / 3)

中大人们都心知肚明,吏治不正。

明朝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吏治出现了问题,只是导致吏治出现问题的原因则是五花八门。

高拱是老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是最旗帜鲜明要整顿吏治的官员,他的思想甚至都深刻的影响到裕王。

陈以勤、殷士谵等人也意识到了,只不过他们或还有顾虑,或认为整顿吏治只是其一,消除弊政才是当务之急。

至于张居正,他和高拱类似,意识到吏治问题,不过或许因为看到许多弊政的原因,他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张居正此时的思想和高拱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高拱坚持要严刑峻法的方式进行打击,杜绝官员贪腐,而张居正则深知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想要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此事,这或许就是后世他弄出“考成法”的缘故。

至于消除弊端,张居正此前认识到最大的弊政还是官府征收赋役的复杂,甚至许多官吏自己都搞不清楚按国法该怎么收,完全就是想当然的向百姓收取。

在和魏广德讨论中,魏广德也渐渐意识到,张居正其实只是想要找出一套浅显易懂的征缴方式,让官府知道该收多少,让缴税百姓知道该缴多少,而不是听下面的吏员说要收多少。

只是,到现在为止,他和张居正只想到合并量化赋役,却始终未找到如何收取,因为此时大明朝南北各地,实行钱币和实物征缴,还有徭役,实在难以找到统一的办法解决。

想到当初张居正说的,“百姓苦徭役”,魏广德是深有同感。

实际上,逼迫大明百姓破家的,很多不是赋税而是徭役。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不是魏广德不知道改革大明征税模式,直接把过去实物和货币,劳务统一调整为白银征收这样的方式,实在是现在的大明朝,别说白银,就连铜钱其实都缺。

想想当初,他舅舅和父亲一番操作下来,把九江卫在明初发下来的铜炮换成铁炮,搞到的铜料都直接铸钱就可想而知。

官府都没有足够的铜料铸钱,此时民间流通的货币会是什么货色。

至于白银,那更是紧缺,平常要讨几百几千两没问题,可要变成收税那就是另一回事。

大明朝现在每年征收的税金大约是三百万两,其中不少是铜钱,白银只是为了押解方便而换的,可不是朝廷认可的货币,属于贵金属的范畴。

蒙元时期,白银曾被官府作为货币征收使用过,可是在大明不是。

魏广德想了很多,思想不自觉就飘了。

不过这一切看在裕王眼中,那就是魏广德在思考,在深思熟虑,所以他很安静的坐在一边等待着。

明军军力的衰败不是一朝两朝的事儿,虽然都说英宗在土木堡败光了明军精锐,可真实情况是在此之前,明军军力已经不断下滑。

在被包围在土木堡之前,英宗派出几路兵马,特别是京营的骑兵,在和瓦剌交战中都吃了败仗,才不得已收缩兵力聚在一起,最后被人一锅端。

而到了现在,大明边镇的情况就更糟糕。

大明空有百万大军,却都分散驻守在边堡中,各堡城战兵多则千余,少则百人,而当初设计的一处遇袭周边军堡大军起出支援的战法,却已经打不起来。

到最后,往往边堡被毁,人口和资源被鞑子掠夺一空,扬长而去。

而在大明朝这边,则会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指责。

总督、巡抚有无责任,总兵、镇守有无责任?

稍微闹得厉害些,就变成文武之争,如嘉靖皇帝这样玩弄朝臣于股掌之间的帝王都对此束手无策。

这就是大明朝现状,有点边镇战败则各方相互推诿责任,设置怎么多官职本意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是最后却变成这样,找不到一个该处置,该负责之人。

最后,往往就是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挑出几个倒霉蛋顶缸,罢官去职了事。

不过这些涉及吏治,不管惩办的是文官还是武将,其实背后都有很复杂的背景,而见效最快的办法,无非就是“选将”和“练兵”。

大明现在的边将,和后世大多数人理解的不同,并非都是酒囊饭袋,许多其实都是敢打敢战的将官,毕竟都是出自将门,常年都在北方混迹,这点血气还是有的。

只是,魏广德深知这些人的顾忌也是颇多,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死在战场上会得到抚恤,可要是败逃回来,则往往会成为上官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统兵将官,在战场上,受伤难免,可战死的也是不多。

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将官,特别是年长将官逐渐养成了畏战的习惯,总是在开战前想法设法寻找避战理由。

其实他们领着朝廷的兵,哪有什么保存实力的必要,只不过是不想被当做替罪羊丢出去。

这时代可没有手机、电台这样的通讯工具,只能靠传令兵四处传令,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