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笔奏疏,现在翻出来自然就是进行字迹核对时候使用过的。
嘉靖皇帝并没有因为黄锦的话就完全放心,而是从内侍手里随便取过一份奏疏打开翻看,对两份奏疏的字迹进行了比照。
“哼......”
良久,嘉靖皇帝鼻孔里哼出一声,随即愤怒道:“黄懋官该死,如此苛刻恶毒,也难怪士卒要杀他。”
之前南京的上报,嘉靖皇帝其实没打算追究,毕竟没有闹出大事儿,只是申敕一番就好了。
兵变这样的事儿,嘉靖皇帝都已经有点麻木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接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位子,坐上皇位的那年还是正德十六年。
嘉靖帝即位之初,改变武宗朝一些弊端,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的人都认为嘉靖新政“天下翕然,称更生云”。
就是在这个时候,嘉靖皇帝迎来了他皇帝生涯中的第一场兵变——甘州兵变。
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挫骨扬灰。
至于兵变的原因,还是钱的问题。
许铭任职甘肃镇巡抚,在处置军士月薪上犯了错误。
他将兵士的月薪由直接给粮变为折合粮价,发给同等于月粮数量的银钱。
但是这么一捣鼓,军士的月薪就要因市场价的波动而波动,一旦处置失误很容易引起兵变。
根据记载,甘州月粮一石,折合银七钱,但兵变当月米价贱,粮价才折银三钱三,军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一大半,这谁干啊!然后士兵就造反了。
只是事后侦知,因军饷哗变只是借口,真是原因还是巡抚张铭和甘肃总兵李隆之间的恩怨,张铭因为任事挡了李隆的财路,故而李隆暗中指示士卒哗变,杀死张铭。
甘州兵变本来就是造反有据的事,但是世宗年轻,优柔寡断,对李隆的罪行迟迟不能敲定,所以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致使此后兵变多发,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之一。
嘉靖之前也有兵变,但规模小且不杀高官,哗变仅是士兵们向朝廷表示抗议的手段。
而嘉靖朝的甘州兵变,实开以后兵变的范式,造反士兵将矛头直指巡抚等地方高官,巡抚等高官在兵变中接连被杀,士兵兵变的性质也由向官员要钱的抗议改为指向中央朝廷的造反,兵变成了威胁明朝统治的难题。
即便最终,李隆被斩首示众,但是恶劣的头已经起了,就再难收住。
嘉靖三年的时候,大同巡抚、都御使张文锦实行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军队的反抗。
兵变的主要首领有郭鉴、柳忠、陈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
又过了九年,曾当过山阴总兵的朱振又组织王福胜等士兵首领在大同发动兵变,火烧总兵府,总兵李道自杀。
朝廷派总督刘源清与总兵郜永带兵前去镇压,明军驻在聚乐,以计诱捕朱振,朱振自杀。
接着,明军又逮捕、杀害了王福胜等三十多人,才平息了这次兵变。
自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每两三年发生一起兵变似乎已经成为铁律一般,除了地方在不停变换,从辽东镇由东到西一直到甘肃镇,规模也有大有小,但哗变似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九边那些年没怎么消停,不是和蒙古鞑子干仗,就是卫所士卒闹饷哗变,只是在南京城这样的帝国中心也发生士卒闹饷哗变,这是嘉靖皇帝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在他看来,应该又是官员们集体漂没、贪墨的结果,把军饷吃了个七七八八,最后分到士卒手中的银钱过少,特别是南直隶去年到今年又是连连遭灾,士卒日子难过。
官员们的漂没,嘉靖皇帝自然是知道的,可又能怎么样?
杀一批,换上来的官员还不是接着贪。
还能如何,也只能挑能干的贪官办事儿。
毕竟,朝廷的各项决策,都需要下面的人去执行,不能因为贪腐就把人撸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去办事儿。
嘉靖皇帝,实际上已经对手下官员们的操守绝望了。
可是从今天看来,和他想的有点出入,这事儿还真是马坤、黄懋官的责任,对士卒过于苛刻引发的。
而作为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也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却是有病之身,可是犯了这么大的错,可不是有病就能推脱干净的。
“诏,罢克廉,令坤致仕,禠攸跻、谦削职为民,珏、绶等留用,按规停俸戴罪视事,令自陈。
把总、指挥张鹏等而下二十九人降级逮治有差。”
把所有情况都考虑清楚后,嘉靖皇帝开口下达旨意,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罢职,令现任户部尚书马坤致仕,南京员外郎方攸跻和主事安谦削职为民。
至于已经被逮捕的振武营二十多人则按律定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