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工作开展得很有序。

小陈坐车来接鹦鹉回家的时候街道上到处都在做消杀, 还有穿着制服的人挨家挨户敲门进去观察统计房屋的受损情况。

回家的旅程被信息交流所占据，小陈一再向两只鹦鹉保证家里一切都好，山上没有东西被冲下来, 房子没有塌, 树没有被淹死, 顶棚没有飞走——好吧，可能飞走了一点点。

鸟儿们看起来并不特别信服。

小陈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黑鹦鹉眼中的狐疑之色。

“不会让你们幕天席地日晒雨淋的, 好吧？我可是专程跑的这趟啊，良心呢？”他一边咕哝着，一边用力戳了戳对方温暖的胸脯......然后把半根手指都陷进了软乎乎的羽毛里。

蓝鹦鹉发出了一声介于偷笑和打喷嚏之间的响动。

小陈甚至不知道鹦鹉可以发出这种声音，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汽车里陡然增高的尴尬值，立刻缩回手指躲开了一次轻咬。

家里确实没有遭到太严重的摧残。

安澜亲自从一楼飞到三楼, 检查了每一个房间，拜访了每一只鹦鹉, 然后才彻底踏实下来，放任自己被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疲倦压垮, 此后好几天都懒得动弹。

老爷子还以为她生病了, 恨不得撩起两只袖管从早到晚过来照看，吃饭喂到嘴边, 喝水端着勺来，后来知道她只是在用站立的方式葛优瘫, 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快活日子，满腔爷孙情瞬间化为乌有。

诺亚因为笑得太大声遭到迁怒制裁，同时期被难看掉的还有偷偷和医生“打小报告”的小陈。

他们俩一个被罚打扫别墅，一个被罚在对方打扫时全程抓着垃圾袋, 两个加在一起对钟点工阿姨的工资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一直到九月底老爷子的脸色才多云转晴。

十月初家里来了访客。

客人穿着非常干练的职业装束, 头发打理得很整洁, 化过妆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她把两箱高钙奶粉放在鞋柜边上，先是好奇地打量了一番家里的新布置，然后才笑着坐到了沙发上。

安澜花了三分钟才认出这是谁。

因为她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最近单位里很忙。”刘天骄在拥抱之后告诉老爷子，“领导把我安排去给新进来的实习生做基础培训，其他时候都是跟着老师......上礼拜去了看/守所旁观工作......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现在忙点好。”老爷子笑眯眯地说。

爷孙俩在吃午饭的过程中一直不停地说着话，大多数时候是刘天骄在说，老刘在听，他听得津津有味，手里抓着的酒杯被酒壶壶嘴一勾差点翻到，还是小陈眼疾手快地扶正，拯救了一条危在旦夕的裤子。

经济独立能够改变一个人。

哪怕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能够独立狩猎的个体也有更多选择权和话语权，这一点在安澜经历过的许多世界里都得到了印证。

约莫是从这次和长辈的会见中得到了更多信心和爱意，这位年轻的女士在此后三四年中成了拜访山间别墅最频繁的客人，而且每次来都会给老爷子捎上不同的礼物。

有时候是奶粉、保健品，有时候是去外地旅游带回来的土特产，有时候是相册、画集......最近一次拜访时她还带上了自己在工作岗位上认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刘洪亮来的次数很少。

在少数几次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家里往往会爆发争吵，这种争吵随着岁月流淌变得越来越激烈，胜利的天平也在向反方向倾斜。

某次争吵中，刘天骄从沙发上站起来面对自己的父亲，她只到对方的肩膀那么高，但看起来却远远超过本该有的高度，甚至让对峙的另一方情不自禁地佝偻了身体。

“不。”她大声说。

从刘洪亮狂乱的眼神中，安澜能辨认出许多句子正在被组织——或者是“你说什么！”，或者是“你敢这样对我说话？”，或者是“没有你说不的权利”，或者是“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但是他做到的全部只有虚弱地嗫嚅。

下次再来的时候，刘天骄告诉老爷子她正在给家里打钱完成自己物质上的赡养义务，但是已经不再奢望从家里得到任何精神上的情感支持了。

安澜由衷地为她感到骄傲。

另一个让她感到骄傲的访客是晏晏。

几年过去，当初话都不会说的孩子已经是个背着书包赶早读的小学生了，他仍然保持着每隔一段时间回机构看看老师看看鹦鹉的习惯，偶尔也会在假期时跑到山间别墅里来跟老刘“喝茶”。

一老一小往往会对着坐下。

老刘泡得有板有眼，晏晏喝得认认真真，两个人都摆出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安澜不知道老刘在盖碗里塞的是什么玩意，但她百分之三百确定那肯定不是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