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避而不谈，乃至将汉武视为汉朝仿效三代之治的污点。在这一方面，只能说历史太长也有历史太长的包袱。当过往的记载被模糊得太多时，人总是愿意臆想出一个不存在的光辉年代。

譬如说吧，士人热爱的夏商周三代，就真有那么文质彬彬，“以德化远”么？

夏太久远了也就罢了。而商嘛……在如成汤、武丁、盘庚等后世推许的贤王在位时，“大邑商”最喜欢做什么呢？

——在盛大的祭祀中为先祖介绍王侯贵族一类的高级战俘，然后“用之”。

至于“用”的途径嘛，大概有刀砍、腰斩、斜劈、水煮数种，偶尔还要将“用”过的人制为肉糜，给下一个被“用”的祭品加一加餐——这还是非常崇高的待遇，等闲不能享用

……想必周文王对此非常熟悉，对吧？】

汲黯与石庆终于支持不住，软软趴了下去。

说实话，在听到“战俘”与“用之”时，博学广知的汲黯便隐隐已经生出了可怕的怀疑，而当天幕交代出具体的“用”人方法，那更是一个耳光扇在脸上，痛得中大夫神智昏乱，几乎当场晕厥。

——汉初“通三统”，所有士人的志向都是光复三代的美政，再造成汤、周文一般的贤君圣君，大治之世；也正因为如此，天音轻松交代出商代的可怕真相时，才瞬间击破心防，将汲黯震动得两眼翻白！

——如果真要光复这样的美政，是不是该立刻出兵匈奴，将单于与左右贤王一起给“用”了？！

要是真有活人在几位重臣面前如此妄言，那无论他是否有什么神通法力，汲黯石庆都得猛扑上前拳脚齐出，将这个疯子先“用”了再说。但天幕高高在上，一边轻松愉快的碾压着几位可怜大臣的三观，一面展现出了几张锈迹斑斑的商代青铜器——器皿内头骨铮光瓦亮，浑无瑕疵，一看就是被长久烹煮，然后以河沙仔细打磨过数次。

眼见铁证在前，石庆干脆匍匐叩拜，将脸紧紧贴住地面，屁股高高拱起，拒绝接受这过于有破坏力的摧残性消息；汲黯则在恐慌中怔忪半日，终于膝行而前，声音喑哑而又急切，近乎哀求：

“陛下，陛下——！”

陛下，这样的猛料，可绝不能有一字泄漏啊！

但他言不达意，尚未在慌乱中组织言语，天幕便又开始了歹毒的毁灭性打击：

【所以，再重看所谓上古圣王以文德感化蛮夷的光辉事迹，我们才能品出圣贤们谆谆的良苦用心——简单来说，历史还是要修饰的，关于“用”人这种事，又何必要往传世文献中写呢？

如果没有过于发达的文字与记载技术，没有太史公闲得没事多记一笔，那么武皇帝数十年的功业，何尝不可以归功于以德感人呢？——皇帝派出有德行的卫青、霍去病两位贤人去感化蛮夷，于是匈奴自惭形秽，主动让出了河套、阴山，自愿把单于的头颅挂在了长安阙下。这样描写，是不是就很有夏商周的美感了？

至于这以德化人……归根到底，武德也是德。

后人曾经抱怨，说“蛮夷为什么畏威而不怀德”。但以前人的事迹来看，蛮夷当然“怀德”，只不过怀的是武德而已。真正能在世界、能在历史上赢得尊重的，仰赖的并非施恩与怀柔，而往往是强横的暴力。这是肮脏而又冰冷的现实。

在这样的历史前，或许我们只能借用亨廷顿的名言——华夏赢得整个东亚，并不是通过其丰饶的财富、光辉灿烂的历史，而是通过它运用暴力方面的优势。

永远，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人类总是善于自我欺骗的，高亢的调子唱久了往往连自己也会相信，便譬如读书人对三代那不切实际的迷梦，譬如宋太宗、真宗对于“修德化远”、“感化蛮夷”的妄想。没错，我们这里又要辱宋了——大概是自知武德上永远无法与汉唐媲美，赵宋另辟蹊径，念念不忘于“以文化远”，甚至于大胆开麦，鄙视汉武之“雄才大略”、卫青霍去病之“佞幸获宠”，而文字纵横间自信满满，以为大宋兼有三皇五帝之功德，必然可以用文章道德感化蛮夷

某种意义上这倒也是弯道超车，毕竟赵宋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有数不清用不完杀不尽的儒学大师，有“华夏五千年文华，肇极于赵宋”的光辉成就，想来剑走偏招，也该能搞一搞“万国来朝”吧？

这种妄念是某种意义上宋朝人的共识。为此，他们特意给唐太宗栽了个胡人血统的名声，一脚踢出中华君主的决赛圈（大概是实在不敢碰瓷贞观，索性卡bug解决参赛资格）；然后为刘彻量身打造了“穷兵黩武”的人设，将武帝朝的名臣一通羞辱，斥责他们不能匡正君主的“过失”。

所谓“东北民思虀主父，西南人欲粉唐蒙。汉家社稷何依倚，黯直粗疏一病翁。”东北人想要宰了主父偃；西南人想要碾碎唐蒙，汉朝社稷就靠一个汲黯支撑，真正是可怜，与大宋之“众正盈朝”、人才济济相比，何足道哉！

——喔对了，这里所说的“唐蒙”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