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人疑惑不解时，朱媺娖接着道：“盐政积弊如此之深，若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整顿，朝廷需花费多少时间，以及多少人力、物力？且未必能整顿好。

因此，不如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盐政体系，再将原来的旧体系替换掉。”

听了这话，林佳鼎、刘中藻对视了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骇之色。

两人都没想到，朱媺娖竟然有如此大的魄力，要动如此大的干戈。

但两人随即想一想，又觉得颇有道理。

毕竟，重新作一幅新画要远比改动一幅已经画好的画更加容易。

只是，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两人却又有了其他方面的忧虑。

这一回却是林佳鼎先开口——他曾官至户部郎中，施政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便是在闯贼、献贼肆虐荆襄时，在九江税关收到了足额商税。

需知，当时流贼肆虐，使得四川、湖广舟楫不通，能到九江的商船数量骤减。偏偏朝廷又下令在九江税关增收上万两以发宗禄（本该由朝廷发，但朝廷没钱）。

林佳鼎意识到，当时情况下，再增加九江关税，必然使得此税关商旅断绝，于是上书以羡耗抵增额。

政策改变后，四川、湖广商人大悦，纷纷趁机沿江东下运送货物，九江税关由是收到了足额商税，减去羡耗，朝廷反而是赚的。

朱媺娖此番召林佳鼎参与盐政之事，便是看中其在户部任职的履历以及相对出色的经济头脑。

因为在户部任职，林佳鼎对盐政是有相当了解的。

大明治理盐政的政策虽说有种种弊端，难以彻底解决盐政问题，却也是汲取了历朝历代经验发展来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若推倒重来，建立一个新的盐政体系，如何能确定就比原来更好呢？

若不能明显好过原来，怕是一二十年后便再次败坏——毕竟盐业利润太大，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凡接触者皆容易动心。

当林佳鼎将这想法表达后，朱媺娖却是笑着道：“朕既然提出重建一套盐政制度的想法，自然可使其比原来更优越。一是在制度上，二则是在产盐之法上。”

林佳鼎、刘中藻都露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盐政问题都为难了大明两百多年，他们实在难以想到还有何更优越的制度。

至于更优越的产盐之法，他们倒是相信的。

陛下能往来后世，有帝君相助，说不得就有类似“点石成盐”的仙法呢？

朱媺娖道：“此前，我大明以巡盐部院、巡盐御使、督抚监管之政策并行，然各有缺憾，又或者相互掣肘，始终难以解决盐政问题。

至万历末年，朝廷行袁世振之策，废‘开中法’，在宋元‘盐引法’上建立‘纲法’，在盐政上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官督商销制’。

此策看似大大缓解了盐政之困，令盐课增收，可如今看来，却令盐商更加势大，朝廷几难制衡。”

因为盐政太过重要，历朝历代凡盐政出现问题，皇帝、官员都会着力解决，神州盐政也由此在不断进步。

大明自堡宗时期盐政就问题严重，景泰时期朝廷即开始整顿处理，乃至在政策上革新。

一代代大明能臣干吏不断努力，终究是在万历末年有了重要突破，也即是朱媺娖所说的“官督商销制”。

即便是后来的带清，也一直在吃这一新政策的红利，直到道光年间，才因其弊端积重，想办法去革新。

当然，带清对盐政的革新力度和大明完全没法比，大明盐政革新力度如果是5，带清就是0，鸭蛋。

即便到了清末近代，生产力大大提高，又有国外诸多先进理念传进来，带清依旧如此···

但带清的遭遇也说明，“官督商销法”在盐政上也是有很大问题的，那就是盐商势大难制。

这点在明末其实已经显露得颇为明显了。

表面上看，让盐户（又称灶户、煎户）和商人交易，不仅解了以前大明盐户之困，还令盐业贸易更加灵活自由。

可事实上，“纲法”的存在却是令一群商人垄断了盐业——这种情况下，某一区域的盐户往往会成为某一商人的附庸，如此盐户待遇即便便好，也好得有限。

若是碰到强势且黑心的“老板”，境遇可能和黑矿的矿奴差不多。

而盐商垄断了盐业，为了利润，根本不会估计百姓吃不吃得起盐。

所以，此法也就勉强令国家在盐课上有所增收，与百姓而言其实太大益处。

另外，盐商往往会在官盐中掺杂私盐以谋取暴力，进而令私盐横行。

国家即便能通过纲法控制盐商，甚至后世带清每每缺钱都能靠“纲法”从盐商这里弄一大比钱财补血，实际却是将财政压力转移到了百姓身上。

你带清向盐商要钱，盐商难道不会涨盐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