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接着给李谕介绍了一下赵凤昌。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赵凤昌其实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白天北方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租界汇中饭店议和。但到了晚上,伍廷芳就会来到赵凤昌的惜音堂与其他革命党人商量重要议题。
有人回忆,“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了,但反正赵凤昌的确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南方的意见。
赵凤昌拿出一台电报机:“疏才做的东西确实好,上次意大利领事馆的人看到了我这台电报机,羡慕得不得了。他说他们意大利的马可尼无线电报机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传输稳定性。”
“疏才兄弟在科学以及实业上都是第一等,”张謇说,“我被任命为实业部长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疏才兄弟。可鹤卿(蔡元培字)却说你淡泊明志,不爱做官,所以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赵凤昌说:“如今通信方便,袁项城因政见不和又把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辞退,一切事情都要直接用电报发给他。”
蔡元培说:“他是要远在京城遥相指挥。”
张謇说:“按照约定,孙先生辞职后,他必须来南京赴任。这边没有他的北洋根基,总归可以起到权力制约之作用。”
革命党人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放心的,不过袁世凯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张謇又说:“疏才不爱官场,钟爱教育界,鹤卿兄来到上海,立刻把你叫来了,可不是求你当官。”
李谕笑道:“承蒙抬爱。”
蔡元培说:“教育为当下之本,十多年前的戊戌年间,严复先生便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救复中华。”
张謇说:“自从武昌首义后,各地报纸均在大声呼吁教育救国,《申报》说,‘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蔡元培说:“没错,我们现在最缺的甚至可以说不是钱,而是人才。”
李谕当然同意他们的看法:“南京政府似乎已经颁发了义务教育法令。”
蔡元培说:“义务教育是好办法,我在德国留学时多有接触。光绪末年便颁发过‘强迫教育’章程,但执行起来有诸多困难。”
所谓“强迫教育”,自然就是义务教育。
李谕说:“免费上学,怎么会有困难”
蔡元培解释道:
“义务教育这种新鲜事儿地方官员根本没见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后来警察直接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政策变成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担心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去学堂
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强迫教育的结果竟然是各处私塾人头攒动,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
李谕听了很无语:“真是荒唐,好事也能办坏。”
蔡元培说:“我在教育部下发的法令中,已经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占比不得少于预算总额5%;地方则要更高。但具体能施行到什么水平,我自己都没有多少把握。”
李谕作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愿景在民国基本无法实现,和很多命令一样,都执行不下去,仅仅流于纸面。
“义务教育花费非常大,只能政府推动。”李谕说。
张謇听后笑道:“蔡部长现在可是南京政府里最穷的一个,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李谕尴尬道:“教育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蔡元培说:“我向孙先生要过,他说‘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先生借了三间屋子,我只能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在大街上支棚子。”
张謇说:“我记得鹤卿还是自己坐着人力车去孙先生那儿领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来一共三十个人,包括鹤卿在内,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临时政府里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带到了此后的北京教育部。
“万事开头难,”李谕说,“蔡部长,在下有个请求。”
蔡元培说:“疏才太见外了,还‘请求’伱直接建议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会办。”
“很简单,只要有大印,能发布命令就足够,”李谕说,“我在上海的大学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立马就可以开办,希望教育部颁发一道《大学令》,准许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兴办大学。”